臺灣早期書院查考-崇文書院

 最近受委託進行臺灣早期書院的田調與撰稿工作,奔波一段時日後,才發現臺南府城早期真是人文薈萃,書香早在數百年前就已浸染,這對身為臺南市民的我更感驕傲,遂先分享臺灣最早的書院-崇文書院的一些歷史變革,讓大家一窺堂奧。

崇文書院歷史與沿革

(一)初創年代為清康熙43年(1704),地點約在今臺南市城隍廟東南、東菜市市場一帶:

    清朝領臺初期,教育問題是初來乍到的官員一項嚴峻的挑戰,為普及教育,當時臺灣的教育機構在府縣治所在設置儒學地方則設社學(又分漢莊社學和土番社學)或義學;社學屬官辦,義學則官、私皆有,這兩者名稱雖不同,但所需經費大多是由地方官以官銀或公開向仕紳勸募而來。在清康熙48年(1709)時,根據《臺灣縣志》記載,「臺灣縣」當時有義學2所,社學18所:

義學:一、在東安坊府治之南。四十三年,知府衛台揆置。額曰「崇文書院」。一、在東安坊府治之東。四十五年,知縣王士俊置。

社學:在東安坊者二。康熙二十一年,知府蔣毓英置。在鎮北坊者一。康熙二十八年,臺廈道王效宗置。康熙四十八年,知縣張宏奉巡撫張伯行建立社學於各里莊十六所。[1]

除了這20所之外,沒有在「臺灣縣」境內的,還有鳳山縣義學(康熙49年(1710)建,由知縣宋永清建)、諸羅縣義學(康熙45年(1705)建,由海防廳攝縣篆孫元衡建)這2所漢莊義學。到了清康熙末年以後,臺灣的漢莊義學陷入停滯,究其原由,乃地方官府正逐漸將官辦義學轉化為書院有關:

雍正、乾隆以來,臺灣的漢莊社學陷入停滯,應與清代臺灣自乾隆以後學校教育的焦點轉為書院有關。乾隆年間臺灣一府、四縣、一廳等各地方政府,逐漸將官辦義學改制為官立書院,以擴大其教育對象、擴充教育設施。[2]

從《臺灣縣志》的記載上便可窺出這種轉化的現象,知府衛台揆原是在臺灣府之南設義學,這個義學卻將招牌寫為「崇文書院」,據此,崇文書院的創立年代便定為康熙43年(1704),而文獻上才會有「崇文書院,原在臺南府治東安坊,為府義學[3]這樣的文字出現。

    而在「東安坊」的臺灣府署原是沿用明鄭時期官署,最先由首任台灣知府蔣毓英於清康熙24年(1685)修建,歷經雍正7年(1729)知府倪象愷擴建、雍正9年(1731)知府王士任、乾隆17年(1752)知府陳玉友、乾隆30年(1765)知府蔣允焄等人改建,有了相當的規模:

臺灣府:在東安坊,南向。舊係偽宅,兩座毗連;後左畔一署傾圮,惟存右署,規制稍隘。雍正七年,知府倪象愷即左畔基址恢廓重建,大堂、川堂、二堂、東西齋閣、廂房以及大門、儀門悉具。大門之內,左為土地祠、右為官廳。大堂下兩旁為六房,外環以木柵;前列照牆,規模軒敞……雍正九年,知府王士任建三堂一座,又置四層住屋一所,為東寧新署。署右側舊有榕梁、四合亭遺址,地甚寬敞。乾隆三十年,知府蔣允焄改建官廳二間,曲檻迴廊,重樓複閣,池臺亭沼,各色悉備;又編竹為籬,雜蒔花木,備極勝概。[4]

這座南向的臺灣知府的公署由初建到擴建、修建,歷經蔣毓英、倪象愷、王士任、陳玉友和蔣允焄等幾任知府,規模大致如此:大門進入後、左邊是土地祠,右邊是官廳,大堂下兩旁有六房,外有木柵環隔。公署右側有榕梁、四合亭。官廳曲檻迴廊、池臺亭沼。綜觀起來,這座公署佔地面積相當大,根據今人考證,大約在今臺南城隍廟東側一帶,南至青年路、北達民族路、東達萬昌街、西抵西華南街,現在此地段也由臺南市文化局列為古蹟預定地,顯然是對臺灣府署的重建有了些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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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首城池圖[5],臺灣府署就位在東安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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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清乾隆年間臺灣府署和崇文書院的位置圖 (張十墉繪)

    而崇文書院前身的義學所在地在東安坊府治之南,到底在哪裡?今已無遺址可考,大概是在這個府署的南邊,那就有可能是東菜市市場一帶。書院在清乾隆10(1745)時,以臺灣道攝任臺灣知府的莊年再度重修,並比照海東書院以府學教官掌教之例,由府學訓導擔任主講,顯然已由義學蛻變為「書院」。

圖三 今臺南市青年路的東菜市市場.疑為崇文書院前身義學所在。

(二)清乾隆15年(1750)臺灣知縣魯鼎梅移海東書院於臺灣縣舊縣署,而以舊海東書院為崇文書院,地點約在今臺南市孔廟旁忠義國小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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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莊年重修崇文書院後,書院顯然運作不順暢,竟至荒廢,直到5年後(乾隆15年),魯鼎梅任臺灣縣知縣時,新建縣署在赤崁樓旁,將原在府學(今孔廟)旁崎頂(今忠義國小北側一帶)的海東書院遷移到舊縣署(今臺南火車站前一帶),因廢棄的海東書院舊址空曠,稍作整修後,便將崇文書院遷移至此。《重修臺灣縣志》如此記載:「乾隆十年,巡道攝府事莊年重修。尋廢。十五年,改海東書院為崇文書院。在府學宮之西。[6]崇文書院方起死回生,繼續肩負教育臺南儒子的重任,而原來在臺灣府之南的崇文書院舊址便任其荒廢了,今已尋不到任何遺跡。

(三)清乾隆241759知府覺羅四明新建崇文書院於東安坊府署東偏,地點約在今臺南市青年路153號左巷以東至興華街13巷間:

    覺羅四明本籍滿州正藍旗於清乾隆2217574月間由福州知府調任臺灣知府,便於乾隆24年(1759)覺得借原海東書院舊址的崇文書院「僑寄學舍之旁,褊淺湫隘」,意即該處狹窄潮濕,生童們不能「呫嗶優游」,於是請當時前後任的臺灣縣知縣宋清源(清乾隆23年(17584月到任,11月卸任)、夏瑚(清乾隆23年(175811月接任宋清源)幫忙,捐俸並向仕紳募捐,重建崇文書院於東安坊府署東偏,重建後的崇文書院「為講堂、為書齋、為膳室以及廊廡器具,無不周備。」相當完備,此事有新建崇文書院記為證(見後述三、知名山長與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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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羅四明除了重建崇文書院於乾隆261761)升任臺灣道之後,也於隔年將廢棄的校士院(考棚)整修為海東書院,詳情見「海東書院篇,他之於臺灣早期的教育和儒教傳揚貢獻頗大。至於他在府署東偏這個地點新建崇文書院後,雖歷經清嘉慶23(1818)知府鄭佐廷改建、同治13(1874)知府周思琦重修講堂、五子祠等,就都沒有再遷移過,其處在今臺南市青年路153號左巷以東至興華街13巷間(今興華街11號及11-1號等地、萬昌街107號後方空地)。

圖四 今臺南市青年路153號左巷以東至興華街13巷間為崇文書院最後的院址
attachments/7946786166.jpg圖五    清乾隆43年(1778)蔣元樞所繪《重修台郡個建築圖說》之「崇文書院魁星閣」



[1] 陳文達,《臺灣縣志》台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84-85

[2] 葉憲峻,〈清代臺灣的社學與義學〉(台中師院學報,20048月),頁45-70

[3]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279

[4]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卷二規制,頁64

[5]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20

[6]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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