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希世之遇」而值得傳世的傳記

張昆將（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

 

    我和吳鈞的女兒吳庭葳老師認識了十幾年，常聽她講父親的神奇經歷，以及他們家族的歷史，直覺認為若能寫出來，一定精彩可期。吳老師也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完成父親的傳記，但我因幹擾了間歇的學術研究工作，無法好好替她完成寶貴的心願，去年（2022年）吳老師侄女又重提其事，正好與師兄長張溪南校長（目前就任台南）校長）市立新泰國小校長）合作一本《台灣書院的傳統與現代》新書，靈機一動，乃委請兄長能否接下這一重大任務，考慮幾天及略讀了吳鈞先生的特別事蹟之後在溪南兄長勤於閱讀、調查與寫作，並與我來回充分討論及校閱，此傳記終於問世，令人欣喜不已。溪南兄長是小說家，也常做地方的文史調查工作，出版精彩的作品，身為弟弟的我，通常是他的第一個讀者，而我的許多研究也常得到溪南兄長的指點，這次能再次合作完成這部特別值得紀念的傳記作品，一則終可完成好友吳葳老師家族的心願，二則為吳鈞這位值得世人共享的珍貴歷史傳世，心中激動不已。

    一個從軍中只經歷過對外侵略抗戰的人，已屬特別。若要再同時經歷國內戰爭，那種遭遇就更特殊了。但鈞吳不僅親身經歷過國共內戰、對日抗戰，還加上他是越南人華僑的身份，後半生還經歷過南北越戰，繼之有五年勞改營的悲慘經歷。人生不滿百年卻有這樣豐富的經歷，正面「希世之遇」了，也因為這樣的希世之之遇難，值得留下傳記，將其寶貴的歷史經驗記載下來，足供後人承認他本人在偉大時代裡奮鬥的精神，更偉大時代的悲劇留下了逝去的華僑滄桑史。

    如上所言，吳鈞先生的精彩處，可說其在前半生的戎馬倥傯人生中渡過，但其獨特之處是在返台後的後半餘生，天生就有敏銳的文學與史學天分，更是筆耕不輟學。溪南兄長身為文學家，通讀了吳鈞留下的反恐文史著作（書參第七章的著作附表），此類史學著作有《歷史越南》再版不少，還有40部餘篇文學作品和插畫，繪畫多產的作家。吳鈞身為軍人，又勤於文史創作，如其摯友伍立成言其「允文允武，放下槍桿，拿起筆桿，依然是虎虎生風」，這樣文武合一的吳鈞先生，在當代軍人中，禿鳳毛麟角。

 

   吳鈞一生歷經二十世紀東亞三大“希世之遇”，其實還有與他黃埔軍校相似的越僑黃瑾瑜、陳慶利等人，他們的人生親歷了時代的殘酷戰爭，也因有此多舛不幸的命運，熬過許多困境，淬煉出堅韌的堅忍毅力、愈挫愈勇的精神，從另外的角度看，又何嘗不是幸運呢？ 生命與不幸，冥冥中自有天命，那樣外在的時勢的天命，自己無能，但內在有我對生命堅忍忠貞的信念，卻是自己能力的掌握。類似吳鈞先生這樣有「希世之遇」的人生經驗者，都用他們一生的忠貞的信念完成與世間苦鬥，應有的天命，其事蹟固能動人，其心念更感人。希望這本鈞吳先生的傳記，能激發有識之士來一起為這些有《希世之遇》 》者留下了珍貴的動人的史蹟，沒有被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

 

 海東書院

一、書院址幾度遷移

    海東學院創建年代與變遷，歷代方誌多所記載，最後記載者為《續修台灣縣志》，在卷三〈學志〉中有詳細的描述，該書於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完成，茲三角形方志於1807年有關海東書院的草創與變遷重點整理如下：
（一）創建於1720年，在今忠義國小北側

    海東書院大門年代為清康熙59年（1720年），地點約在今台南市孔廟旁忠義國小北側：

    由時任福建分巡台灣廈門道梁文煊建於「寧南坊府學宮之西」，「府學宮」即今孔廟，又參〈學志〉台灣文字，初建地點的位置在府學宮西側上面的「崎頂」，和後來清乾隆30年（1765年）知府蔣允焄所遷建的府學宮之西的「崎下」（今忠義國小）位置不一樣，所以應在今稍北鄰近處、葉石濤文學館及台灣文學館附近。

    故為何稱為「海東」，乃當時台灣隸屬福建，位於福建大海之東，並無其他深意。

    清康熙60年（1721年）朱一貴之亂一發不可收拾，亂事弭平後，梁被罷黜，還被就地正法。康熙61年（1722年），繼任的台大廈道陳大輦重整海東書院，並立下課士節目，可惜的是，這座初建的海東書院不久便被徵為歲、科二試教士院（古代貢院）所用，即古代鄉試的考棚，今之稱的考場，並沒有作為講學傳習之所。

（二）1740年台灣道劉良璧原地重修

    清乾隆四年（1739年），巡台禦史單德謨另建校士院（考棚）於府城東安坊縣學東側的空地（今府前路上台南地方法院尼泊爾宿舍，清代時曾一度）改建）為萬壽宮），雖考棚已遷，但海東書院幾近荒廢。乾隆五年（1740年），分巡台灣道劉良璧重修海東書院，巡台禦史楊二酉於《海東書院記一文中稱，當時清政府每年都有撥付根本於各省立書院，他幾度親臨廢棄的海東書院查看，發現這裡“多軒楹，獨特可棲：明堂列前，講；矮屋通後可，可以爨。」感然應允，不僅捐出俸祿重修書院，為長計，還找來仕紳士安出錢出力，產出稻千斛，「置水田千田」充做學田。重修後的海東書院，煥然一新，「爽潔」 ，一時窗軒什器週備，煥然一新」。

    當時台灣知府錢洙也共襄盛舉，特別選拔優秀人才為寺廟人，延聘台灣知府儒學教授薛士中（字仲寅）為，敬奉盡禮，當時海東書院顯已具準儒學地位。鰲峰書院[ 3]並列，並為書院題有「海天雲漢」匾額。

    劉良壁並立有學規六條—明大義、端學則、務實學、崇經史、正文、慎交遊。（詳三、書規院制與學規）

（三）1750年再遷於東安坊舊縣署（約今南火車站前一帶）

    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台灣縣知縣魯鼎梅到任後，嫌沿用明鄭官署的縣署徵關稅，徵得台灣知府方邦基許可，便當地請仕紳募捐，將縣署新建於赤崁樓北側（今台南市成功國小），

涉見《福建通志台灣府》：「知縣署在鎮北坊赤嵌樓之右，西向。舊在東安坊，故偽鄭宅，規制甚虛。乾隆十五年，知縣魯鼎梅彥任，謀改易，邑紳張方升、王克褎、諸生龔帝臣輩首事勸捐，知府方邦基習事詳於督撫，得允乃移建今所。」[ 4 ]

    東安坊舊縣署的位置，乃今台南火車站前週邊，今已無遺跡，方邦基和魯鼎梅新遷縣署後，也將海東書院遷至舊縣署處，而海東書院的舊址也遷移作崇文書院，做了三角調整的大振幅。

（四）1762再遷海東書院位於東安坊校士院（約在今府前路台南地方法院帕克宿舍周圍）：

    從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後，台灣鄉試的考棚搬到了“道署”，原來的校士院（考棚）又荒廢了。覺羅四明，滿洲正藍旗人，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就任福建分巡台灣道後，覺得在舊縣署的海東書院「陣小弗稱」，發現荒廢的考棚竟成閒嵐，便「策劃葺為譚經講藝之所」 ”，於是徵得當時的知府餘文儀和知何縣愷的同意，將校士院進行一番整修，作為海東書院新址，這次重修後的海東書院，羅四明在〈改建海東書院記〉一文中這般描述：「為」講堂、為吟廬、為廚舍，次第以成，而器用畢具……諸生以時弦誦其中，群體惓惓造就之意。」[5]。

    將舊校士院新修的海東書院有講堂、有吟讀的房舍，還有廚房，相當不錯這個。如前所述，這裡就是今台南市府前路上台南地方法院帕克宿捨一帶（府前） （路一段21號61巷）。

（五）1765台灣知府蔣允焄另擇府學宮西崎下建海東書院（約在今忠義國小）

    清乾隆28年（1763年），蔣允焄就任台灣知府，隔年升任台灣道，在「台學將轉之機」[6]，覺得「工不居肆，無以善其事也；學不鼓笧，無以孫其業也」[7]，高於乾隆30年（1765）擇地於寧南坊府學宮西崎下，自己捐俸祿公益首勸募興建新的海東書院，歷經4月竣工，新書院的規模東西長約30丈，南北80丈，「凡講堂、學舍、亭、榭、軒、雲全套用具；比舊規加三之二焉。」[8]，比舊書院大了三分之二倍，堪稱是當時全台規模最大的學院。

 

圖1-2-5遷建到今忠義國小海東學院舊照片（圖片來源：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台灣書院實例之研究》）

    此新址是海東學院最後的院址，位置大約在忠義國小，而遷移後的海東書院舊址（原東安今坊校士院）被蔣允焄改建為「萬壽宮」，作為台官吏慶賀祭拜皇帝的殿堂。

二、府城儒學傳揚的重鎮

    在《續修台灣縣志》成書之後（1807年後），海東書院沒有再遷移過，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道光七年（1827年）曾整修過，道光十年（1830年）福建分巡台澎兵備道兼提督學政劉重麟基於“海東書院為全台人文薈萃產業區”，必須大力振興，該又書院根本不依據，遂發起勸募，總計“捐贈銀一萬零七千元」，事蹟有〈海東書院夥卒捐輸示告碑記》[9]為證。此後有瀑布，但海東書院引領府城文風已聞名遐遐，道光二十八年(1848)任台灣道的徐宗幹於《寄浙撫梁楚香中丞書》中就這樣讚揚：「舊有海東書院肆業者三百餘人，各街巷晝夜俱有書聲，內地所罕聞也。」[10]當時在書院傳講的台灣儒生竟規模高達三百多人，海東書院顯然位於當時府城儒學傳揚的重鎮。

    清道光26年1846年），台籍人士施瓊芳高中進士後，雖被派了官，但他以奉養母親為由未赴任，回到台灣後，擔任海東書院山長。施瓊芳之子施士潔更出類拔萃，清光緒3年（1877年），22歲便中進士，他也不喜歡官場浮沉，和父親眠向，選擇回台教育後進，先到彰化白沙書院掌教，不久便回海東書院擔任山長。子苦心修養的經營下，海東書院的教育功能與影響達到父的高度，「於是乎規橅粗具，所有人漸向化焉……如期按課論文外，有背誦經書之課；复加小課，以賦詩雜誌作相與切跌。風會既開，遂乎有課藝之刻……一時高足弟子，稱極盛焉。」[11]施士潔在此〈台澎海東書院課選序〉文中提到當時府城文風鼎盛，書院成為大家相互切磋的地點，並論述為書院編選教材的緣由，還談及儒學脈絡和儒生研習儒學的目的，除應付科考取得功名，更不能忘記「聖賢 立言」本意」。

    施士潔文中也罷之前曾為海東書院編過教材的前輩有：夏之芳（號筠莊，清雍正6年（1728年）以欽差禦史身分赴台灣巡視兼理政）的《海天玉尺尺篇》 、張湄（字鷺洲，清乾隆六年（1741年）出任巡視台灣監察禦史，兼理政）的《珊枝集》。

三、日據時部分房舍改建為武德殿

    據當時，海東書院先充作守備工兵第二中隊駐紮營房，後由台南廳接手改為第一公學校分校[12]，日昭和11年（1936年）2月舊有房舍全部被毀，改建為台南武德殿，且在武德殿與孔廟之間設置大弓道場，於同年10月竣工竣工。建築風貌數日本傳統的社殿建築，主體分為屋頂、屋身、基座三座部分，屋頂為歇山頂，材料為新型的鋼筋混凝土和洗石子，坐北朝南，有二樓，一樓是各種附屬服務空間，樓梯有次入口，主入口在二樓，二樓西邊為武道場，東邊為劍道場，而北邊則突出做為祭壇。這棟建築物因屬鋼筋水泥，光復後仍保存完好。

    海東學院舊址在光復後一度做為台南中學校地，民國40年，改為忠義國小校地，武德殿改作學校禮堂，於民國87年（1998年）6月26日被指定為市定古蹟，又做了一番古蹟修整。從古代書院蛻變成斯託之國民小學，這塊寶地從古至今，始終默默肩負著啟蒙教育的使命，一脈相承，令人不勝唏噓。

四、知名山長

    海東書院雖不是台南最早設立的書院，但因獲歷任兵備道要員青睞，兵備道又兼提督學政，常兼書院講習，書院山長都是一時之選，由當時文化精英英聘，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施瓊芳、施士潔父子和施瓊芳弟弟施昭澄一門三傑，傳為美談。茲將歷任山長簡介如下：

（一）俞荔

    俞麗麗，福建莆田人，清雍正二年（1724 ）解元，連捷成進士，知廣東長寧縣。乾隆三年（1738 ）主講海東書院，著有《複性篇》，此書只需內容取之於周敦頤《太極圖說》和朱熹 《尚書．大禹謨》。[13]

（二）薛士中

     薛士中，字仲寅，福建福清人，清雍正二年（1724 ）進士。雍正十年（1732 ），由漳州府學教授調任台灣府儒學教授。雍正十二年（1734 ），因丁憂去職。幹隆隆學。5年（1840 年）再任，知府錢洙聘為書院山長。

（三）黃佾

    黃佾，字樂序，福建侯官人。清乾隆十八年（1753 ）舉人，乾隆年間任海東書院山長，直到乾隆27年（1764 年）至今任。曾與當時台灣道覺羅四明、知府餘文儀等編修府餘文儀等編修府餘文儀等編修府餘文儀等編修府餘文儀《 《台灣府志》及諸羅、彰化二志。

（四）週澍（1684- ﹖）

    週澍，浙江杭州人，字雨甘，號西坪。清雍正八年（1730）進士，曾任翰林院修撰、掌修國史、校勘《康熙字典》，博覽古今，今古文諸家所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擔任海東書院山長，以道自持，為人公正嚴明。

（五）曾中立

    曾中立，廣東省嘉應州人，字鶴峰，清乾隆44年（1779年）恩科舉人，乾隆49年（1784年）掌起教海東學院二年。

（六）吳文溥（1736-1800）

     吳文溥，字博如， 號澹川，浙江嘉興人，貢生，作詩，​​其古文鈰體，能集六朝、唐、宋之大成，於乾隆53年（1788年）秋應台灣道阮元聘為海東書院山長，《台灣通志》對他掌書院有這樣的記載：「掌教海東書院，一以嚴取，與務躬身行，為勗諸生。課一藝，評點講解，務令習歡欣以」去；台灣士風頓起。」[14]說他事必躬親，為儒生講解，必然讓他茅塞頓開、歡欣而去，台灣的士風因而興盛。

（七）施瓊芳（1815-1867）

    施瓊芳，台灣台南人，幼鎮圭，原名龍文，中舉後更名，字見田，一字昭德，又字星階，號朱垣，長在書香門第，自幼即手不釋卷，十九歲入台灣道兼學政週凱門下，22歲，道光17年（1837年）被舉為拔貢並相識中舉，之後四度赴京會試都落榜，仍奮勇苦讀，直到道光25年（1845年）第五次赴考，終於進士及第一，銨選為六部主事，補江蘇知縣缺，但他以奉養母親為由未赴任，毅然決定台。

    後設立海東書院山長，潛心性里之學，一生依禮行義，祭長存，死後葬於今台灣台南市南區桶盤淺墓地內，墓2003年5月其墓公告為市定古蹟。

（八）林天齡（﹖ -1878）

    林天齡，生於清道光十年（1830年），福建長樂人，字受恆，又字錫三，諫文恭。清同治、光緒翰林院侍讀學士，曾為同治皇帝的老師。

　　清鹹豐九年（1859年），中鄉試，隔年即中進士，請南歸，渡海到台灣海東書院講席二年。海渡時行船至澎湖突遭遇颱風，船被大風浪沖擊搖晃欲毀，同船者驚慌失措，有的暈船到五、六日都無法進食，林天齡還能在不平等搖晃的船中讀書，處之泰。到台灣後，任海東書院山長，「立課程、校文藝；講義理、陳」說古今，與諸生相勉為根柢之學。閒則，或為歌詩以娛樂之……於是諸生鹹大喜，南、北兩路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15]林天齡既為海東學院開課、砥礪學習，閒暇時還能與學生們以詩歌作為娛樂，頗受喜愛，讓文風大振。

　　假滿，林天齡回大陸任官，後歷任山西學政、江南鄉試副考官、翰林院侍講，、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翰林院侍講學士、翰林院侍讀學士。辛亥革命後，退位的宣統皇帝於1920年追封林天齡諦號文恭，並諫揣墓碑。1921年秋，林天齡之子林開謩將這座禦製墓碑安放在位於福州市西郊的林天齡墓地。

（九）楊希敏（1809-1878）

    楊希閔，字臥雲，號鐵鏞，又號息齋，江西新城人；崇尚程、朱，文章有桐城派淵源，工經，尤好講「易」，崇宋儒樸學篤行之說，貫通「義理」、考證、詞章」三者不可缺一，掌教海東書院11年，「以宋儒性理之學及經、易之書，啟迪台灣士子，學風為新之一」。[16 ]

（十）施士潔（1853-1922）

    施士潔，又稱施士浩、原名龍文，字澐舫，號芸況，又號喆園，晚號耐公，或署定慧老人。台灣台南人，與父施瓊芳為清代台灣僅有的父子進士。

    施士潔14歲已喪父，但他不忘繼承家學光耀門楣，清光緒二年（1876年），21歲即中舉，隔年便中進士，但他也不喜歡官場浮沉，和父親同志向，選擇回台教育後進，先到彰化白沙書院掌教，不久便回海東書院就任山長（見不久），為台灣培植優秀人才，其門生如許南英、汪春源等人皆為中進士。

    光緒12年（1886年），新任台灣分巡兵備道兼理提督學政唐景崧來台主持歲考，聘施氏擔任山長，並從台灣學子中選拔汪春源、丘逢甲、 鄭雲鵬等送入海東書院肄業，使海東書院的地位更加超越了府學。而唐景崧更連續三年（光緒16-18年）均撥公銀予海東書院購置學產，甚至該書院山長薪資也較其他書院為高，以上都顯示了海東學院地位的重要性。[17]

    日本審議台灣後，內渡回西岑，於清宣統3年（1911年）出任同安縣馬巷廳長，民國6年（1917年）至福州「閩省修志局」，民國11年（1922年）於廈門鼓浪嶼去世。

（十一）施昭澄

    施昭澄，台灣台南人，優貢，曾在江南的建平、溧陽等地任教諭。清鹹豐年（1854年）曾赴台灣協助其兄施瓊芳教授海東書院。

五、設有五子祠明確有學規

    海東書院亦有祭祀空間，《續修台灣縣志》：「五子祠：一在海東書院、一在崇文書院。祀先賢濂溪週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橫渠張子、考亭朱子。」[18]顯然海東書院承繼宋明理學的脈絡，注重品格與心誌之鍛煉，兼治經史詞章，首先考取科舉功名，經世致用，塑造就學子政治成為人才，傳承傳統儒學文化精神。

    海東書院有訂有巡道劉良璧、山長薛士中合訂的《海東書院學規》及《台灣道兼提督學政覺羅四明勘定海東書院學規〉，相關資料可參見書序言中有關學規的論述。

六、時代意義：端習敦行承繼聖賢之學

    海東書院一開始便屬官憲全民修建的書院，肩負官學與科考的啟蒙與相互教育功能，雖然迄今已完全荒廢不復存在，但在舊時代裡，尤其清代中，對於台灣士子的啟迪和文風的影響甚鉅，除了科考之外，承繼了程朱「聖賢之學」的理學道統，甚至到了晚清時代，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海東書院的師生們面對時代巨變，或勇於挺身救國救民，或恥為異族之奴，盡散田園舉家內渡，呈現顯海東書院「端習敦行」的士子精神。

（一）、承繼程朱「聖賢之學」的理學道統

    台灣書院受福建福州鰲峰書院的影響頗深，乾隆五年（1740年），巡台禦史楊二酉在《海東書院記》中已明確表示：「諸生一仰止鰲峰，且不免望洋」嘆也…意選內郡通經宿儒，充教授、為良師，允堪作育多士，與鰲峰並立而對峙。 」，而鰲峰書院的社會建設者福建巡撫張伯行一生恪守守程學朱，致力發揚以朱熹為核心的理學結構，故鰲峰書院內祭祀北宋五子，承繼為南宋朱熹建立的「聖賢之學」的理學道統。[19]張伯行雖然沒有到過台灣，但其門生弟子陳璸、藍鼎元、蔡世遠等人到台灣任官，深深影響著海東書院傳教的真理與內涵，劉良璧所製定的學規中即明言：「而理必程朱，法則先正，不能易也。”，覺羅四明在學規中更引程、朱二子之言：“程子云：讀書須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朱子云：某說書不敢先立一見，橫生一解。惟平氣虛心，以求聖賢本意之所在。」到了道光境內，督學台澎觀察使孔昭虔在〈重修海東書院碑記〉中更明白的說：「理學之盛，莫精緻閩。台郡被聲教百餘年，人文不讓內地。”

（二）、呈現顯著「端習敦行」的士子精神

    海東書院到了施瓊芳、施士潔擔任山長後，書院風格和風氣有了很大的改變。這支台灣唯一父子檔進士許是受了儒學的薰陶，雖然有了功名，但卻淡薄仕途、勤於著作及獎掖後學，後人黃典權從施氏後裔處發現《石蘭山館遺稿》並整理成書，「台灣文獻叢刊」收錄施士潔所著《後蘇龕詩鈔》、《後蘇龕字草》及《後》蘇龕白人》編成《後蘇龕合集》，從這些詩文中，可以一窺這對父子在儒教上的文化面向。而對於海東書院的教育方向，施潔士在〈台澎海東書院課選序〉就對讀書人熱衷「舉業」（科考）而忘卻之實踐有所批判：「今人分舉業與理義之學為二事，且謂舉業有違理學於理學；甚而目之曰「敲門磚」 」，一離場屋，即鄙而不棄屑為。」[20]所以他要求書院的儒生們要做到：「學者作文，苟能從經文傳註泳而出，杖一涵體驗於」身體力行，精實之作，自然不可磨滅。」[21]這也呼應了羅四明訂製的學規「端士習、敦實踐」的精神。

    在唐景崧於清光緒9年（1883年）擔任台灣巡撫兼提督學政後，更加認同施士潔的理念，除聘他為海東書院山長外，私下更詩社，相互演唱和培養，出丘逢甲、汪春源、鄭雲鵬許南英等台籍名人，這些人甚至在中日甲午戰後，清廷將台灣割讓日本，引領驚天動地的「台灣民主國」愛台護國行動，不也是海東書院「端士習、敦實踐」精神呈現顯著。

附錄（碑記）

1.海東書院記[22]

      立碑作者：楊二酉

      年代： 乾隆5年（1740年）

    聖天子臨雍講學，文教遐思，歲撥帑金數千於直省，各立書院，以造天下士，彬彬乎霞蔚雲蒸，稱極盛焉。

　　台陽海巚，閩之東南郡，相去隸榕城約千餘裡。諸生一仰止鰲峰，且不免望洋而嘆也。郡學西側，舊有海東書院，為校士之所。前給諫漁莊單公，請別置考棚，遂成閒廨。歲己未，予銜命巡方，視學來茲，凡一至再至焉。中多軒楹，必可棲：明堂列前，可講；矮屋通後，可爨。意選內郡通經宿儒，充教授、為良師，允堪作育多士，與鰲峰並對峙。謀之觀察劉公，亦然予言第以薪水諸費無出奈何邑明經施子士安感然身任之，先請輸田千斛，仍置水田千田，為久遠計。予曰：是入告矣。逾數月可議。行，劉公捐俸大眾修改，一時軒窗爽潔，什器週備，煥如也。郡守錢公亦能加意振作，選諸生中文藝有可觀者，得文字人，以實其中。延教授薛仲寅為師，敬禮。觀二公所編約數條，詳慎之義，歷歷可見。

　　夫興文勸士，採風者之責也；敬事圖成，良有司之誼也。抒一家之力，供多士之需，義不泯於鄉也；取一人之善，成天下之材爾師生各宜銳誌所論，無怠學、無倦教。言語言語，申以修己治人之道；漸摩既久，當必有明體致用者出以選舉公輔而揚休明，上慰聖天子棫樸作人之至意，寧雲島生色、鄉裡增榮已哉！予於爾師生有厚期焉。

 

2改建海東書院記[23]

立碑者：覺羅四明

年代：清乾隆26年（1761年）

    夫教無率，民俗之厘也；率無教，有位之恥也。曩予握郡符時，崇文書院就圮，易地新之。未幾，太守餘公以清德名家視覺此土，澤以禮樂、厚以漸摩，士皆雍雍古處矣。海東書院尤全台文教領袖，向廁所學泮宮西，篩小弗稱；思更諸爽塏者，而未有屬也。會近來校士，皆在使者官舍，而試棚竟成閒廨，謀求葺為譚經講藝之所；太守餘公暨台司馬何君僉曰善。 、庀眾材，屬台邑陶尹董之。為講堂、為吟廬、為廚舍，次第以成，而器用畢具。遂訪徵內地名宿，晉皋比而犛迪焉。諸生以時弦誦讀其中，群體惓惓造就之意，尊聞行知，日徵月邁，勿勤始怠終、勿鶩華失實，以馴至乎行成名立；將他日之獻諸廷者，即本今日之修於家也。餘蓋有厚望焉。因勒於石。

 

3.改建海東書院碑記[24]

      立撰者：蔣允焄

      年代：清乾隆28年（1763年）

    台灣東島，靈曜所升，地負海涵，山川秀結。自聖化遐螢，變文身與禮教，舍侏離而弦歌，而教術興焉。稽昔立學定制，始於康熙二十四年。又選才俊之士，設公廨、增廩餼，創為書院以養之；如崇文、白沙、玉峰、明誌等，其中有多，而海東其最著作也。濱海一角，「職方」所不紀；聖天子加意振，典隆恩渥，教術如此其廣者，豈騖名哉？蓋教必崇乎其實，而政觀其所急。未有中國民，其始至佔籍者，非工賈即農耳。歲所營圖，本不解讀讀故事。迨居之既久，以子以孫，其一、二挾筆硯而東來者，又皆內地不得志於有司，而藉以梯取榮名者也。一登解額，復其邦族；祖國之民，尚無所資其觀感。故崇實之教，必清其籍、廣其教、養其蒙，為前期介入也。

    歲癸未，予奉命守土。會巡使賜諫永公、侍禦李公至。二公粹儒者，以振起斯文為己任；因與極論台學變化之道。籍貫不清，則人材不出。二公韙之，據以入告；奉旨清籍。嗚呼！此台學將轉之機，而斯文興起之像也。夫工不居肆，無以善其事也；學不鼓篋，無以孫其業也。昔海東始建時，在郡學西偏；繼乃火災於舊縣廢署，又火災於巡使考棚。其屢火災而未有定者，非苟簡也；譬喻之水然，其發源不得不繁觴，其充積不得不盛大，亦勢然也。夫習必至之勢，而乘其將轉之機，此予故不能免於造也。爰擇擇地於寧南坊，捐廉俸為多士徵募。廣三丈，廣闊八丈。凡講堂、學舍、亭、榭、軒、雲悉具；比舊規加三之二焉。經始乙酉春仲，越四閱月工完工。聘紳士廉幹有器局者，孝廉陳名標、諸生張元勳、蔡名魁、林世基董其事。

　　既釋菜，例得有言；都人士請予記之。予惟扶桑東土，光景常新，士之朝摩而夕蕩者，宜有以奮發其光華。特以風氣初開，客籍未盡，學者弱於所見聞耳。今書院之設，初非有加乎昔；而方當創始之始，適符清籍之期；稱禪勢、順其自然，教崇其實，政先所預告，上以體聖天子教育夢幻方之盛軌，下以副列憲作斯文之苦心。守土亦會逢其適，以順布之耳。至夫師同期教、弟子同期學，自小成以底大成，於紹休聖緒，本末兼貫，出為國家天下之楨幹，處為風俗人心之倚賴，則具成法，在諸生之所習聞也；不具贅述。

 

4.海東書院樂捐生息碑記[25]

      立碑者：劉重麟

      年代：清道光八年（1828 ）

    欽命按察使司銜福建分巡台澎等處地方兵備道兼提督學政、加十級、紀錄十次劉，為示勒石以昭永遠。

　　據案台廳『為禀海東書院人文蔚起，原設生膏火，不敷支應，屢經禀蒙飭知籌款添□。茲有鳳山縣民曾炤、嘉義縣民洪世成，急公好義，特願捐銀生息，以供海東書院火應用。另有台灣縣童生陳膏以禮、鳳山縣童生張其中、嘉義縣童生連三等，各慕義趨公，隨緣樂助。現據曾炤願捐番銀二千零五十圓，洪世成願捐番銀六百六十圓，張其中願捐番銀六百八十圓，連三願捐番銀六百六十圓，陳以禮願捐番銀七百五十圓，共四千二百圓。理合禀請俯賜行府，轉飭台灣縣，發交殷實戶民，按月生息，由廳支應海東書院膏火月課之費。其息銀，由縣按月取支送廳□用；如有不明，應著該縣賠補，以耑責成，而昭慎重》等由。

　　據此，業經本司道札府□縣生去息。茲據台灣縣申報：『殷戶□生、杜嵩，保家□三□、職員□有漢等具領前項番銀四千二百圓並於本年四月初七日起息，其息銀按作四季備繳，以□膏火之用；其母銀按三、五年清還，不敢遲誤， □□狀附卷’等由。據此，合□□給示勒石，以垂永遠。庶□□士共知□民等慕義趨公，隨□□□之善可也。特示。

　　署台防同呂志恆奉文勒石，設立海東書院曉諭。

 

5.海東書院膏夥堅決捐輸示告碑記[26]

      立碑者：劉重麟

      年代：清道光10年（1830 ）

　　欽命升授江西省察使司、福建分台澎兵備道兼提巡督學政劉，為示再行勒石，以昭永遠事。

　　照得海東書院為全台人文薈萃之區，須加意振興。無如根本不敷，膏夥時形支絀。道光七年科考運算，經本司道諭令代□提調前署台防同知呂丞設法勸捐，共先鳩得鳳山縣生曾煥等番銀呂童四千二百元，交台灣縣發商生息，由前署廳丞勒石曉示案中。函致各廳、縣分□題寫。茲記淡廳、台、嘉二縣紳士共捐銀五千七百七十元，又嘉義張令捐銀一百元，總計捐銀一萬零七千元。尚有鳳、彰二縣捐簿未報告繳還，曾否題有若干，尚未禀報。現值升任交卸，除將已捐收銀項，先行發府交商生息，按月解廳支應外，合諭行示勒石，以彰義舉。其餘未捐各屬，移知新任查催□繳。俟用費充裕，再行妥定章程，以垂永遠，勉副國家樂育人人之盛意。所有捐花名銀數，開列於後。特示。

 

6.重修海東書院碑記[27]

      立碑者：孔昭虔

      年代：清道光八年（1828 ）    

　　教之興，固賴官師；而鄉黨慕義之士，亦與隊列焉。海東書院在台灣府學之西，昉於康熙五十九年。旋為考棚，至乾隆五年，巡台禦史兼督學太原楊公二酉復建為書院；時有貢生施士安捐田千田為膏火資。嗣後不斷有增修，凡分巡海外能盡厥職者，無以學士為急。於道光四年奉命來台，每至書院，必詔肄業諸生曰：『閩省自然唐以後始有聞人；理學之盛，莫豐富閩。台郡被聲教百餘年，人文不讓諸生挾四書、五經以專心於舉業，自謂能學聖人之學矣。抑思學其學者，必志其志；豈徒以文辭乎？溯閩學之上繼濂、洛若徒冀目重人，鄉會得雋如額，遂為不失令名；恐先有愧於鄉先儒，而去聖人之道日以遠，非使者所望諸生也’！ 於是士皆知奮。越三年，書院又需修葺。職員黃捷芳偕弟文學廷棟捐千餘金，感任其事。閱兩個月而落成。 □堂齋舍，煥然一新，拓於舊者百分之幾。兩黃君能遺址施明經之美，於奕襈後，不亦自持者厚而所思者遠歟！

　　考國初太倉王仲至著「蘇學景賢錄」，而陸桴亭先生為之序。陸先生固儒學宗主也，所稱必信而有徵。王仲至既為江夏劉廣文，修其學宮；又因姑蘇郡學志告成，而別輯「景賢錄」。餘未得見其書，惟因陸序以知書之大略。陸先生謂『學為聖人，弟子之責』，竊喜與餘勗士之言相合。「景賢錄」所載，皆蘇郡過化之賢者，希賢即故希聖也。海外督學有功於書院者，楊侍御而外，則有覺羅公四明、奇公寵格、張公志緒、糜公奇瑜。未建學院以前，嘉惠士林，則有陳清端公、□醴谷、林荔山、蔣集公諸先生，載於郡志，彰彰可復。以寓賢設教，海外為開風氣，郡志但載沉公光文，而不載徐公孚遠；其餘缺略者尚多，是宜如《景賢錄》之詳加編纂，以為多士效法也。

　　台郡百廢具舉，惟郡志不修近六十年，增修勿宜遼緩。又書院曾為考棚，自書院復而考棚改建於道署廳事右偏；府縣試士，則各於其署。紳士屢議別建而未果。黃君汲汲慕義，既□施君之義□□□王仲至之美，大眾率眾紳士以此兩善舉，海外風氣蓋蒸蒸日上矣，跂予望之！

　　道光七年，歲在丁亥仲春之月，督學台澎觀察使者，闕裡孔昭虔記。

　　黃君昆季修書院落成，乞餘一言為記。時值境內不靖，馳騁南北，不暇握管。鹿港司屬鄧君菽□，古文□也，時郡篆，朝夕過從，因援韓安國賦幾故事，屬代撰勒石。餘素不敢穩人之善，兼欲各存其真，爰附綴數語於左方。孔昭虔又識。

　　按：碑原勒台灣府海東書院（地址在今台南市中區忠義國民學校），日據當時移存南區碑林，高二一二厘米，寬九三厘米，花岡岩。篆額同題。

參考文獻

1.清．謝金鑾，《續修台灣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2.清．陳壽祈、魏敬中，《福建通志台灣府》（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3. 《台灣瑞典碑文整合》（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

4.清．丁日健，《治台必告錄》（南投：台灣省文學委員會，1996 ）。

5.清．施士潔，《後蘇龕合集》（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

6.日．杉山靖憲編，《台灣名勝舊跡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 ）。

7.清．劉良璧，《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南投：台灣省文學委員會，1993 ）。

8.清．薛紹元總編，《台灣通志》（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9.清．繆荃孫編，《續碑傳選集》（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

10.清．陳文達，《台灣縣誌》（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11.日．台灣臨時舊慣調查會編、陳舊田譯，《台灣臨時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台灣私法》第一卷（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 ）。

12.余文儀，《續修台灣府志》（台北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13.王啟宗，《台灣的書院》（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9）。

14.劉振維，〈台南海東學院之始末及其基本精神〉，《朝陽人文社會學刊》（台中，朝陽科技大學），2008年6月。

15.余美玲，〈海東進士施士潔的詩情與世情〉，《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1期》（台中，逢甲大學，2000年11月）。

16.林朝成、盧其薇，〈從鰲峰書院到海東書院：論清代台灣朱子學的兩個向度」（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東華漢學》第9期，2009年6月）。

 最近受委託進行臺灣早期書院的田調與撰稿工作，奔波一段時日後，才發現臺南府城早期真是人文薈萃，書香早在數百年前就已浸染，這對身為臺南市民的我更感驕傲，遂先分享臺灣最早的書院-崇文書院的一些歷史變革，讓大家一窺堂奧。

崇文書院歷史與沿革

（一）初創年代為清康熙43年（1704），地點約在今臺南市城隍廟東南、東菜市市場一帶：

    清朝領臺初期，教育問題是初來乍到的官員一項嚴峻的挑戰，為普及教育，當時臺灣的教育機構在府、縣治所在設置儒學，地方則設社學（又分漢莊社學和土番社學）或義學；社學屬官辦，義學則官、私皆有，這兩者名稱雖不同，但所需經費大多是由地方官以官銀或公開向仕紳勸募而來。在清康熙48年（1709）時，根據《臺灣縣志》記載，「臺灣縣」當時有義學2所，社學18所：

義學：一、在東安坊府治之南。四十三年，知府衛台揆置。額曰「崇文書院」。一、在東安坊府治之東。四十五年，知縣王士俊置。

社學：在東安坊者二。康熙二十一年，知府蔣毓英置。在鎮北坊者一。康熙二十八年，臺廈道王效宗置。康熙四十八年，知縣張宏奉巡撫張伯行建立社學於各里莊十六所。[1]

除了這20所之外，沒有在「臺灣縣」境內的，還有鳳山縣義學（康熙49年（1710）建，由知縣宋永清建）、諸羅縣義學（康熙45年（1705）建，由海防廳攝縣篆孫元衡建）這2所漢莊義學。到了清康熙末年以後，臺灣的漢莊義學陷入停滯，究其原由，乃地方官府正逐漸將官辦義學轉化為書院有關：

雍正、乾隆以來，臺灣的漢莊社學陷入停滯，應與清代臺灣自乾隆以後學校教育的焦點轉為書院有關。乾隆年間臺灣一府、四縣、一廳等各地方政府，逐漸將官辦義學改制為官立書院，以擴大其教育對象、擴充教育設施。[2]

從《臺灣縣志》的記載上便可窺出這種轉化的現象，知府衛台揆原是在臺灣府之南設義學，這個義學卻將招牌寫為「崇文書院」，據此，崇文書院的創立年代便定為康熙43年（1704），而文獻上才會有「崇文書院，原在臺南府治東安坊，為府義學」[3]這樣的文字出現。

    而在「東安坊」的臺灣府署原是沿用明鄭時期官署，最先由首任台灣知府蔣毓英於清康熙24年（1685）修建，歷經雍正7年（1729）知府倪象愷擴建、雍正9年（1731）知府王士任、乾隆17年（1752）知府陳玉友、乾隆30年（1765）知府蔣允焄等人改建，有了相當的規模：

臺灣府：在東安坊，南向。舊係偽宅，兩座毗連；後左畔一署傾圮，惟存右署，規制稍隘。雍正七年，知府倪象愷即左畔基址恢廓重建，大堂、川堂、二堂、東西齋閣、廂房以及大門、儀門悉具。大門之內，左為土地祠、右為官廳。大堂下兩旁為六房，外環以木柵；前列照牆，規模軒敞……雍正九年，知府王士任建三堂一座，又置四層住屋一所，為東寧新署。署右側舊有榕梁、四合亭遺址，地甚寬敞。乾隆三十年，知府蔣允焄改建官廳二間，曲檻迴廊，重樓複閣，池臺亭沼，各色悉備；又編竹為籬，雜蒔花木，備極勝概。[4]

這座南向的臺灣知府的公署由初建到擴建、修建，歷經蔣毓英、倪象愷、王士任、陳玉友和蔣允焄等幾任知府，規模大致如此：大門進入後、左邊是土地祠，右邊是官廳，大堂下兩旁有六房，外有木柵環隔。公署右側有榕梁、四合亭。官廳曲檻迴廊、池臺亭沼。綜觀起來，這座公署佔地面積相當大，根據今人考證，大約在今臺南城隍廟東側一帶，南至青年路、北達民族路、東達萬昌街、西抵西華南街，現在此地段也由臺南市文化局列為古蹟預定地，顯然是對臺灣府署的重建有了些規畫。

   

圖一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首城池圖[5]，臺灣府署就位在東安坊。

 圖二 清乾隆年間臺灣府署和崇文書院的位置圖 （張十墉繪）

    而崇文書院前身的義學所在地—在東安坊府治之南，到底在哪裡？今已無遺址可考，大概是在這個府署的南邊，那就有可能是東菜市市場一帶。書院在清乾隆10年(1745)時，以臺灣道攝任臺灣知府的莊年再度重修，並比照海東書院以府學教官掌教之例，由府學訓導擔任主講，顯然已由義學蛻變為「書院」。

圖三 今臺南市青年路的「東菜市」市場．疑為崇文書院前身義學所在。

（二）清乾隆15年（1750）臺灣知縣魯鼎梅移海東書院於臺灣縣舊縣署，而以舊海東書院為崇文書院，地點約在今臺南市孔廟旁忠義國小北側：

    

在莊年重修崇文書院後，書院顯然運作不順暢，竟至荒廢，直到5年後（乾隆15年），魯鼎梅任臺灣縣知縣時，新建縣署在赤崁樓旁，將原在府學（今孔廟）旁崎頂（今忠義國小北側一帶）的海東書院遷移到舊縣署（今臺南火車站前一帶），因廢棄的海東書院舊址空曠，稍作整修後，便將崇文書院遷移至此。《重修臺灣縣志》如此記載：「乾隆十年，巡道攝府事莊年重修。尋廢。十五年，改海東書院為崇文書院。在府學宮之西。」[6]崇文書院方起死回生，繼續肩負教育臺南儒子的重任，而原來在臺灣府之南的崇文書院舊址便任其荒廢了，今已尋不到任何遺跡。

（三）清乾隆24年（1759）知府覺羅四明新建崇文書院於東安坊府署東偏，地點約在今臺南市青年路153號左巷以東至興華街13巷間：

    覺羅四明，本籍滿州正藍旗，於清乾隆22年（1757）4月間由福州知府調任臺灣知府，便於乾隆24年（1759）覺得借原海東書院舊址的崇文書院「僑寄學舍之旁，褊淺湫隘」，意即該處狹窄潮濕，生童們不能「呫嗶優游」，於是請當時前後任的臺灣縣知縣宋清源（清乾隆23年（1758）4月到任，11月卸任）、夏瑚（清乾隆23年（1758）11月接任宋清源）幫忙，捐俸並向仕紳募捐，重建崇文書院於「東安坊府署東偏」，重建後的崇文書院「為講堂、為書齋、為膳室以及廊廡器具，無不周備。」相當完備，此事有「新建崇文書院記」為證（見後述三、知名山長與碑記）。

    

覺羅四明除了重建崇文書院，於乾隆26年（1761）升任臺灣道之後，也於隔年將廢棄的校士院（考棚）整修為海東書院，詳情見「海東書院篇」，他之於臺灣早期的教育和儒教傳揚貢獻頗大。至於他在府署東偏這個地點新建崇文書院後，雖歷經清嘉慶23年(1818)知府鄭佐廷改建、同治13年(1874)知府周思琦重修講堂、五子祠等，就都沒有再遷移過，其處在今臺南市青年路153號左巷以東至興華街13巷間（今興華街11號及11-1號等地、萬昌街107號後方空地）。

圖四 今臺南市青年路153號左巷以東至興華街13巷間為崇文書院最後的院址
圖五    清乾隆43年（1778）蔣元樞所繪《重修台郡個建築圖說》之「崇文書院魁星閣」

 南瀛綠都心-摘錄自張溪南  《北路煙雲172-從茄苳腳到關仔嶺》，臺南市文化局，2014
     172線（長榮路）在和中正路段交會的十字路口（約20.5公里處），往南可達便是民治市政中心、南瀛綠都心。

    民治行政中心雖然是目前大臺南市的北區行政中心，但比起以往縣治中心的情景是有些冷清了，早晚都會見到有公車搭載來回府城永華行政中心辦公的公務人員，往返奔波的疲憊都寫在臉上，就連旁邊議會期間會萬頭鑽動的議會廳也門可羅雀，因為所有的會議幾乎都在府城那頭召開了。華燈初上，只有對面的南瀛綠都心依然熱絡。

    南瀛綠都心越夜越美麗，OT的玻璃屋簡餐店薩克斯風的演奏果然吸引不少人潮，生意不錯；籃球場上滿滿的少年仔，奔馳、跳躍和競技，散發著剛猛的青春活力；親水公園周圍那迷人、浪漫的燈光設計，讓夜晚更添情調；太陽能廣場靜悄悄，少了陽光的夜晚讓它提不起勁。三三兩兩悠哉漫步的人群，間或幾隻梅花鹿出現，水池畔、小坡上，牠們只靜靜的立著，一點都不怕生人。

    南瀛綠都心的良辰美景，其地景變化的歷史是相當豐富的。以此為中心的附近公共區域（包括運動廣場、文化中心、署立醫院等）在日治時期全屬日本神社的範圍，神社的主體建築約在今新營署立醫院處，如上節所述。戰後，神社北側的園區闢建為縣政府辦公廳舍，東側改為5號公園（又稱中山公園），神社的主體建築一度改為忠烈祠。民國65年（1976）起，公園內陸續增建運動場、簡易棒、壘球場、網球場、兒童遊樂區，在西北側建有游泳池（在今府西路口7-11商店的斜對面，現已夷平改為綠地），成為市民休閒、運動及休憩的活動中心。還有二、三座地下防空洞，是早期「平時如戰時」國防意識的建物。

    中山公園的土地產權原屬新營郡（新營、白河、鹽水、柳營、後壁、東山等6區共有），民國後由臺南縣政府財政局管理，民國77年（1988）起，臺南縣府委由新營市公所管理，民國85年（1996）將「中山公園」更名為「新營公園」，並立碑紀念。公園南側被選為新營文化中心用地，於72年10月8日落成啟用，音樂廳內部設施工程於 75年4月19日正式啟用。

    而市政中心也是歷經多次行政體制的變革和遷移，最早是清領時期的新營庄時代，還不繁盛，地方發展剛在起步，到了日大正9年（1920）的臺灣行政區大調整，新營躍昇為臺南州的10郡之一，新營郡郡役所就設在今中正路警察總局處，新營街役場（相當於鄉鎮公所）就設在今新營區警察分局處。據新營耆老蘇調明稱，那時今市政中心的所在地原為空地，後改為「小學校」（日本子弟才能就讀的小學，有別於今新營國小的公學校）。戰後，從民國35年（1946）起的大臺南縣時代，縣治就由臺南府城遷至新營，原郡役所改為警察總局辦公廳舍，將新的縣政府移至在現址（原小學校）蓋新廳舍，運作了65年，幾經修、增建，直到民國99年（2010）臺南縣市合併後，「臺南縣政府」改為「民治行政中心」。

    南瀛綠都心的改造自民國93年（2004）11月開始規畫，那時是蘇煥智縣長主政時代，蘇縣長認為這個位居縣治行政區域中心前的公園，有其重要性，因而提出了「南瀛綠都心」計畫，將五號公園、縣議會新建大樓與縣府前廣場、停車場一併規劃建設，轉型為兼具景觀、生態、休憩及停車等多項功能的新型景觀公園，為老公園注入新生命，所有造景與建物於民國95年（2006）1月25日完成並正式啟用。這個綠都心改造計畫現今回顧思量，應該給蘇縣長掌聲的，在大興土木期間，有許多雜音出現，批評聲四起，尤其打亂了銀髮族們規律的運動休閒習慣，被多方所責難。但是大立之前總有大破的陣痛期，改造後的綠都心已隱然成為新營城鎮的重要地標，那不只是更便利的功能性改造而已，充滿前瞻、綠能、歷史與人文關懷的景觀設計已悄悄在市民的使用中潛移默化，成為進步城市的指標和象徵。

    

南瀛綠都心計畫重新定位新營綠地公園，因應現代都市的需求，重新形塑該區原來零散的開放空間系統與環境品質，地上改建為多樣化休閒景觀，地下闢建停車場，將休閒與停車功能結合；並設置戶外座椅、大草坪、親水空間等，全天候開放。將過去的網球場、籃球場與槌球場等體育設施，遷往離原公園不遠的體育場與文11用地，明顯區隔綠地系統的使用性質。針對使用人數最多的銀髮族，也特別量身規劃精緻的休閒娛樂設施，塑造景色優美的室外長青文化廣場。

    「南瀛鹿出」是南瀛綠都心一個相當成功的公共藝術設計，公園內隨處可見栩栩如生的梅花鹿造型藝術。很久很久以前，臺南市的平原地區是西拉雅平埔族的大本營，他們在這塊土地自由捕魚、狩獵，原野間經常有梅花鹿成群奔馳，荷蘭人來到臺灣後，發現梅花鹿的鹿皮是用來做士兵護甲的好材料，為了獲取更多的鹿皮，鼓勵漢人入山捕鹿，大量捕殺結果，臺灣鹿的數量快速下降，由1625年的每年20萬張鹿皮急降到1660年間每年不到5萬張。^[1] 到如今，臺灣梅花鹿已是瀕臨絕種的保護類動物，「南瀛鹿出」重現三、四百年以前臺灣遍地梅花鹿的景象，突破了舊有公共藝術框架，擺脫昔日「請勿攀爬」的藩籬，梅花鹿躍進現代你我的生活裡，也象徵著大地生生不息，傳達城市的生態關懷。園區內梅花鹿到底有幾隻？不妨數數看。

    南瀛綠都心還有一個值得介紹的景觀—太陽能光電頂罩公共藝術，太陽能光電的運用與概念已經是未來全世界能源問題的核心，綠都心公園能將這種尖端科技結合公共藝術呈現，提供一個嶄新有趣的空間經驗，讓市民於遊逛休憩中，達到認識太陽能應用的教育意義，是相當有前瞻性的創舉。這座頂罩運用BIPV (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s ，建築整合型太陽電池模板)的觀念所設計建造，位於公園北側地下停車場的出入口廣場，通向玻璃屋，由建築師葉世宗所設計。利用南向終日陽光的有利方位，順勢將頂罩南傾，可以很巧妙為由地下室走上來的北向出口遮陽，遠觀乍看，有如兼具實用與展示的公共藝術雕塑。

    從充滿神秘、具日本軍國主義宗教色彩的日本神社，到如今鹿出生態和太陽能光電科技融合的現代化公園，這座將近百年的綠地公園，是新營地區建設、發展的縮影，也是歷史演進的活櫥窗。

                             人，有了點年紀，總能累積些生命的經驗而散發智慧；

      房子，有了些歲月也才會蘊育出時空交融的歷史韻味。

      經過時間長河的沖刷洗鍊，

      看似平凡的事物實則隱含著不凡的意義與價值。

                               --2008路克米/老屋欣力特輯

    

老屋，除了保存了建築本身的歷史痕跡，更保留了許多記憶和故事。或許是臺南市境內房地產的炒作沒有北部嚴重，所以保留了不少的老屋。財團法人古都保存再生文教基金會曾經辦理過「老屋欣力」系列活動，試圖重新找出臺南古都老屋的魅力和文化價值，藉老屋沖淡現代生活的緊張，注入慢活與樂活的元素。「老屋欣力」意外成了臺南市社區發展或觀光活動的新亮點，成功的案例從2008年的19處，到2012年時已經累積超過了60處，有的做咖啡屋、茶館，也有經營藝廊、烘焙坊，還有改為料理店、花園餐廳的，老屋增添古都幾許古意和情趣。連市政府也於2013年起編列經費，鼓勵民間加入保存老屋、活化閒置老屋的行列。

    不只府城有老屋，新營也有老屋！王公廟繼續往東，在民治路陸橋前和大同路交叉，大同路南北縱橫，北端是私立興國中學門口，沿途有新營監理站，最南是抵火車站圓環，周邊就是上節提到的日治時期原臺灣生藥株式會社的舊地，現在是新東國中、興國中學等的文教區，大同路39號的老屋大約在路的中段，南邊即是綠川北街和嘉南大圳支流[1]的親水綠帶。

    2013年5月29日晚間，我受邀參加新營社區大學所舉辦的公民周講座論壇：「老房子也有春天：新營大同路39號的活化探討」，當天主講的是華梵大學建築系講師、文化資產研究中心研究員林正雄老師，主持人是社大的主任張文彬，和我一起與談的還有社大日式老屋課程的學員陳俊佑。新營社大幾經遷移，從新東國中轉而火車站旁的新營學堂，再轉移到現址（原為台南縣農會幼兒園），這地點就在東山路平交道的東邊，在台一線路旁，鬧中取靜。

    座談的教室約有一般教室的兩倍大，卻擠滿了人，有些還是退休老師，居然有這麼多人對老房子活化的議題感興趣，新營人的素養和社大這些年默默經營的成效，讓我有些驚訝。林正雄〈歷史建築新營縣府日式木造官舍調查研究與修復再利用計畫〉的簡報先從這棟老房子的周邊地理環境變遷的調查談起，接著是歷任屋主的人文背景，最後是談建物本身的調查和修復建議，深入而細緻，足見其調查之用心，本節資料諸多引用，特以致謝。

    39號老屋就位於大宏里大同路和綠川北街的交叉口的西北端，平日大門深鎖，木造灰瓦，因久未整修，門窗木條梁柱歪裂，搖搖欲墜。這是新營地區所剩無幾的日式建築，據說在新營國小東側曾有劉家八角樓荷蘭式大宅第，屋主聽聞政府有意將其列為古蹟後，隨即轉售並被夷為平地，成為今日樂仁幼兒園對面的新販厝。所幸現今大同39號這棟日式建築所有權在臺南市政府，並且被臺南市文化局指定為歷史建築，故能保存至今。

   

林正雄老師的資料顯示，這棟建築最早應是日本人本田三一所建，本田三一原籍廣島縣賀茂郡廣村，生於日明治26年（1893），日大正8年（1919）6月4日到臺灣，於日昭和13年（1938），大約45歲時，將戶籍遷移到新營當地寄留，並取得「王公廟107番地」土地所有權。王公廟107番地土地經對照日治時期與今日之地籍圖，面積範圍就在今39號及其附近，於是推斷這棟建築的年代應該建於日昭和12年（1937）、13年（1938）間，這樣屈指算來，大同路39號的日式建築至少應有75年的歷史。本田三一的職業據推斷應是負責工程施工的領班、工頭，王公廟107番地的戶籍登記，還有一位「岩井馨」的日人，職業登錄為「鳶職」（工地中負責在高處作業的工作人員或搭鷹架者），顯然，本田三一此時已有相當規模的工班幫其協助執行工程工作，並將戶籍寄留在他的戶籍。日昭和10年（1935）日日新報的報導中，有提到本田三一為推動興建新營西本願寺[2]，主動帶頭捐款300日圓。

    日昭和18年（1943）因二次大戰爆發，本田三一返回日本，戰後該建築物土地及建物所有權因屬日產，依戰敗國條例辦理接收，於民國40年（1951）由國有財產局移撥給臺南縣政府，從民國39年（1950）開始，這棟建築物就轉為官舍，派給海軍退役軍官轉任臺南縣政府主任秘書的林翀一家人居住。林翀於民國64年（1975）退休，但仍繼續居住在大同路39號的房舍。民國95年（2006），住在該官舍的林翀家族相關人員均已過世，臺南縣政府收回房舍，民國99年（2010）由臺南縣政府指定為歷史建築，臺南縣市合併升格直轄市後，於民國101年（2012）由臺南市文化局委託進行調查研究計畫，有意為這棟老屋進行修復，賦予新生命。

    

大同路39號歷史建築是日式木造房舍，林正雄老師在報告中特別提到為何日本人喜歡木造的房子，他說日本的建築專家曾經針對木造、鐵造及鋼筋混凝土三種房子做過實驗，各用一對小老鼠做試驗對象，結果住在鐵造、鋼筋混凝土材質的小老鼠無法繁衍後代，木造的卻繁衍出一窩老鼠，證明木造房子較有幸福感，這也就是為何日本房子多為木造的原因。而這個木造歷史建築目前正在調查，即將進行修復，由於其位處綠川北街東端，又瀕臨嘉南大圳親水綠帶，參與座談會的許多新營地區民眾希望能將綠川北街這段綠帶和歷史建築特色結合規劃中的大新營美術園區，連成一氣，將更豐富完整。

    目前臺南市政府規劃中的大新營美術園區，範圍以南瀛綠都心公園、文化中心為中心，沿著嘉南大圳支流，西邊至新民國小前40米公園道，還可延伸至太子路；東邊可向東延伸到新東國中南邊。整條寬廣的東西向綠蔭大道最大的問題在大圳北側，正逐年整理貫通，南新國中段已貫通，2013年擬打通新營高中南邊的大圳北岸。綠蔭大道只是美術園區的硬體建設，至於軟體的內涵，就得靠專家的規劃、市民的參與和在地的元素（如歷史建築等）。

    老屋是地方史的縮影和地標；探查老屋，無疑是在發掘更多塵封的地方史事。老屋保留太多的老印記，承載許多無價的回憶和歷史。而科技文明的迅速發展，大家習慣汰舊換新的思維，破、拆、清的動作也越來越快，但是老屋絕不等同於手機，手機越新越好，房子卻是越老越醇，林正雄老師說，科技文明的發展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人類已經開始警覺，所以現在全世界都在比對老人家、老建築的友善度，越友善的表示該國度越進步，我心有戚戚焉。

    新營民權路--摘錄自張溪南  《北路煙雲172-從茄苳腳到關仔嶺》，臺南市文化局，2014
       
      172線由鹽水進入新營市區的前段是復興路，過了高速公路涵洞之後，在和欣客運站旁的大十字路口左轉進入新營的外環大路-長榮路（172線在新營市區的路段，約為18—23公里處）。在復興路轉入長榮路路口的Formosa加油站處，在民國60年以前還是茄苳腳望族吳家的祖墓，墳前還立有一洗石子的高大文昌筆，相當顯目，老新營人都還有些記憶，而這些地景地貌都因中山高的興建被改變。長榮路沿途有家樂福（20.3K）、新營體育園區（20.1-20.5K），經由長榮路（172線20K）接南向的三興街、育德一街，可抵民權路，經中正路（20.9K）南走可達新營區的心臟地帶—民治市政中心及綠都心。在外環的長榮路未開通前，舊縣政府前的民治路是172線的舊路段。

      民權路南北縱貫新營市區，從北端的震旦行經新營高中、新營省立醫院到南端和中山路、復興路、延平路、長春街五街交會的交通臺，這條街可說是新營市最早發展的商業街，更早之前還是先民入墾新營最先聚居的地區。出身新營的作家阿盛（本名楊敏盛）小時候就住在這商街上，在他的散文作品中有許多對故鄉的眷顧和懷想，淡淡的鄉愁裡勾起不少塵封的往事和記憶。其中以〈民權路回頭〉和〈人力車夫〉兩篇文章最為膾炙人口。

新營之光—作家阿盛（楊敏盛）                                阿盛，本名楊敏盛，1950年生，臺灣新營人，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中國時報系記者、編輯、主編、主任等職。從高中起，阿盛就開始在報刊上發表小說和散文，他生長的新營的那個年代，正好是從農業時代蛻變到工商業時代的浪頭上，這給了他寫作上的許多養料。劉湘梅在〈阿盛散文鄉野人物風情研究〉碩論中說阿盛：「他的創作從生活中取材，書寫腳踏實地的鄉土文學……落筆處處反應社會真實面相，他擅長寫鄉野人物……沒有忘了寫下自己的故事，甚至還代言他人的故事，他代言城鄉暗角的邊緣人，也說著社會弱勢老人的辛酸遭遇……」，[1]學者呂正惠讚譽他的創作「為臺灣的『鄉土文學』增添一筆異彩。」。     阿盛自己《行過急水溪》自序文中對自己的寫作觀有一番告白：「創作不應是架空的吧？正如同畫出來的禾穗無法收割，離開土地，文字只是虛幻的遊戲……寫作者的責任，就在於拆掉空心矯作的任何藉口，用心靈提示與自己一般俗氣的人們憶起或追尋美好的事物情理。須得明白，所有的現在都將是過去，忘記過去將迷失未來……」，[2]阿盛用文字來記錄和反省過去，不致迷失未來，並追尋美好的事物情理；阿盛是新營之光。     阿盛從1994年起成立「寫作私塾班」並架設專屬網站，這是臺灣第一個由作家創設的現代文學欣賞「私塾」，對於鼓勵文學愛好者投身創作，具有非常正面的效果。曾獲南瀛文學傑出獎﹝2000﹞、五四文藝獎﹝2003﹞、吳三連獎文學獎﹝2010﹞、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2011﹞等。     重要著作：《唱起唐山謠》、《行過急水溪》、《秀才樓五更鼓》、《心情兩紀年》、《五花十色相》《風流龍溪水》、《七情林鳳營》、《火車與稻田》、《民權路回頭》、《夜燕相思燈》、《萍聚瓦窯溝》……等

    先從今南端民權路頭細說重頭，〈人力車夫〉一文一開頭就對那裏舊時的景象有一番描述：

民權路口，左側，一個蓄水池，水泥砌高，大人站其旁，與他幾乎齊頭。大戰期間為了救火而造的。蓄水池後起算門牌號碼，左單右雙，民權路一號是打鐵店，對面二號是雜貨店兼腳踏車修理，二號旁的地皮空著，有一口大井。

四號六號與五號七號門前路邊，兩列人力車，天天排班等人叫喚。主要是載貨，什麼貨都載，稻穀米糠木柴蔬菜瓜果麻袋雞鴨豬肉餿水家具，甚至棺材死人與急著送醫的重病者。[3]

在阿盛的童年，民權路口有一大蓄水池，是舊時用來消防救火的，靠民權路頭的店舖是打鐵店、雜貨店兼修理腳踏車店，還有一口大井。接下來四號六號與五號七號門前路邊有排班的人力車夫，但主要不是用來載人，卻是載貨，甚至連棺材死人與重病送醫者都載。現在蓄水池和大井都已不見，豎起了新營魅力商圈的小巧輕柔的入口意象，眼鏡行、便當店、服飾店和藥妝店取代打鐵店、雜貨店和腳踏車店。

    人力車夫從什麼時候開始在民權路頭停駐營業，阿盛在另一篇文章〈民權路回頭〉中有提到大概是清領時期就已存在：

人力車停駐的地點在民權路頭。我外祖父定居民權路頭，是「清朝彼個囝仔皇帝登基初年」，我母親這樣說的，她指的應為宣統。……[4]

    民權路3號（單號，在路的西側）是店鋪，像藥行卻沒藥櫃，但少有人進出，也許另邊開門。5號純閩南式建築，庭院長長，恆常乾淨。阿盛小時候就住在民權路7號的榨油店內進的老房子，經常會散發出炒花生芝麻的香氣，據今附近勝一書局老闆娘鄭翠霞女士口述，榨油店名為「華盛」，她們都戲稱「華盛頓沒有頓的榨油店」。

    接著是煤球店，煤球俗稱「連炭」，是早期用灶燒煮東西時所用的燃料，改用天然氣後，煤球已過時，煤球店早就消聲匿跡。煤球店在天主教堂，約在今民權路轉入武昌街不遠的北面：

煤球使用於小型火爐，大灶不行。大灶家家有，通常一大二小眼，大眼用來燒洗澡水或豬食，小眼則煎炒炸蒸。灶門與灶眼比例同，柴勿須購買，到處撿拾，蔗葉、木麻黃葉，引火甚快，細樹枝綑紮一束一束，置廚房邊角備用。[5]

    煤球店斜對面是豆腐店，隔兩戶住有紅衣道士「司公柳」：

人們叫他司公柳，柳是姓是名，未查。司公柳除了參加醮典行法祈禱之外，還會收魂。很多人信他，他這司公是世襲三代以上了，三代司公收過的魂，「可能比新營的人口還多呢。」人們這麼說。

    司公這個行業有分紅頭司公和烏頭司公，一般來說，為生者祈福除煞的屬紅頭司公，超度死者亡魂的屬烏頭司公。在以前，幫人收魂除煞的紅頭司公看來生意不錯。

    天主教堂往北是新營中學（今新營高中）的教師宿舍，緊鄰大圳，在阿盛讀新營中學的那個時代，宿舍裡頭住著許多外省籍老師，南腔北調。新營中學的對面是中山公園，而中山公園的前身為日本神社，日本神社在戰後改為忠烈祠，在阿盛念中學的那個年代，忠烈祠仍然保留許多日本神社遺留下來的建物：

中山公園舊為日本神社，太平洋戰爭結束，改做忠烈祠。換了神主牌，其餘絲毫不變，日式鳥居、石燈、石橋、屋宇、銅馬，全都老樣子。鳥居概約兩公尺高，就日本神社規制而言，那表示位階普通。但一對銅馬有可觀，看得出好工藝，皆三足落地，一足半抬，分立祠堂階下左右，彼此對面，馬足下底座約高三尺。[6]

    現在忠烈祠又建為新營署立醫院，醫院東側現在已整化為現代化的公園-南瀛綠都心，醫院西側部分土地被變更為建地，成了新營中學對面那一排嶄新的店面。民權路的商店面貌顯然變了許多，7-11、全家和85°C等新式連鎖超商和飲料店散布，新營高中的老師宿舍已夷為平地，水圳正整治為綠川步道，南瀛客家文化會館矗立在新營高中對面商街的北邊，幾許文化氣息沖淡新民權路商家掙錢逐利的市儈。

 新營的崛起[1]                    張溪南

曾經在某雜誌看過如下的謎語：

錢仔舍，無情兄。娶細姨，惜命命。放前某，睏大廳。

謎底是「新贏（營）」，很有意思。新營就如同這個謎語那般可愛，不像鄉村的鄉村，不像都市的都市。

新營區現為臺南市政府民治行政中心所在地，在縣、市未合併升格直轄市前，縣政府、縣議會、縣警察局、縣農會等重要機關均曾設於此，工商繁榮，文教興盛，是鄰近柳營、白河、鹽水、後壁、東山等城鎮的區域中心。全區面積約2003平方公里，共分29里，目前人口近8萬，雖然南北有臺南府城、嘉義市兩個南北大都會磁吸的影響，仍然穩定發展。

新營區算是「年輕」的市鎮，其發展比鄰近的鐵線橋、鹽水都晚，當鄭成功部將何積善率領部下開發鹽水港時，新營一帶仍為荒蕪之地，後來部分屯兵紛紛往內地墾殖，在本地開闢出一個新屯墾區，喚為「新營」，在鹽水的舊屯墾區便稱為「舊營」(今鹽水區仁光國小附近的舊營里)。連橫的《臺灣通史》有記載：

渡溪北行十里，為番仔田，有碑立田中，荷文也，剝落不可讀。又十里為林鳳營，十里為新營，北為舊營，東為五軍營，西為查畝營，是皆鄭氏屯田之地，以強兵保國者，至今猶見其威稜。^[2]

    連橫（1878－1936）文中所稱的「溪」，指的是現今的曾文溪），在大約一百年前他踏查新營附近的地理環境時，「番仔田」（今官田區）尚立有荷文的古碑，提到林鳳營、新營、舊營、五軍營（在今柳營區）、查畝營（今柳營區）等地都是鄭成功時代屯田所遺留下來的聚落，在這段文字之後，還不禁感嘆「而一變再變，衣冠文物，蕩然無存，唯使弔古者徘迴於落日寒村之中而已。」，顯然連橫踏查的那個時代，這些聚落雖然有「猶見威稜」的強悍，但卻有些蕭條，讓他不禁有「落日寒村」的感嘆。他卻沒有意料到，他當時所謂落日寒村之一的新營，卻在日治時期麻雀變鳳凰，搖身一變為附近的行政中心，甚至後來成為縣治所在地。

    當鐵線橋、鹽水港這兩處倒風內海的汊港繁盛時期，新營只是它們腹地裡的一個庄，即使在清同治年間（1862-1874）才纂輯成的《臺灣府輿圖纂要》裡，仍清楚記載它只是「太子宮保」裡的一個庄：

太子宮保（庄四。城西南方四十五里起）：太子宮庄（四十五里）、角帶圍庄（四十五里）、新營庄（四十五里）、舊廍庄（五十里）。^[3]

    當時太子宮保轄下還有角帶圍庄（今新營區角帶里）、舊廍庄（今新營區舊廍里），都是在太子宮里附近的聚落，顯然那個年代新營區的西南角附近是比較繁榮的，這可能因鄰近鐵線橋港有關連。  

    當時新營庄鄰近有許多白水溪分流所形成的陂塘，有安溪寮陂、王公廟陂、新營陂等：

……安溪寮陂（源由白水溪分流，長可十餘里；灌本庄、塗庫仔、後鎮、上帝廟、竹圍後等庄）、王公廟陂（下加冬東南。源由白水溪分流）、新營等庄陂（源由白水溪分流，長可三十里許）……^[4]

    看來這些陂塘是沿著白水溪（急水溪上游）半自然形成、半人工修築，舊時主要是用來作為農作的灌溉，這些陂塘今何在？已不可考，但目前附近只剩新營區近郊埤寮里的「天鵝湖」這個灌溉陂塘，屬嘉南農田水利會管轄，它可能是文獻中的「王公廟陂」，而「新營陂」在哪裡？據《新營市誌》所載，今新營區南邊、位於急水溪畔的永生里附近一帶，早期原名為「大潭」，曾是大陂塘，有可能是此文獻中的新營陂。[5]

    清領時期最早到新營入墾的是泉州府安溪縣人李鳳，約於清雍正年間（1723-1735），清乾隆18年（1753），有漳州府詔安縣三都西坑鄉望族沈宣義的第22代孫沈參入墾新營，是新營當地沈氏家族的開基始祖，後裔繁衍興盛，子孫超過3000人，建有沈氏家祠（位於今新營區武侯街30號）。清嘉慶、道光年間陸續有泉州府同安縣人周易、泉州府南安縣人周清南、白坦科等人相繼入墾。據新營當地耆老稱，早期來新營拓墾的漢人大多聚居在今復興路北的商業區處，即今民生、民榮二里的轄區，那時聚落名稱為「三塊厝尾」，或稱「尾厝」，後來拓墾者越聚越多，遂有楊厝、庄厝、涂厝、蔡厝、鄭厝及許厝等之出現。在復興路南（今好平里）「大廟」（濟安宮）後有黃厝，大廟前為沈姓家族聚居，興建第一市場時，部分沈姓人士被迫遷居到今三仙里北一帶。[6]

    清雍正6年（1728），太子宮廟創建於今新營區西南隅，主祀中壇元帥三太子，久而久之，「太子宮」由廟名成了地名。清乾隆58年（1793），「同濟宮」創建今新營區東側，主祀陳聖王和李、池、朱、姚、范、謝六府千歲，當地俗稱「王公廟」，日久，「王公廟」成了地標；是廟名，也是地名。清道光20年（1840），濟安宮創建於今延平里，主祀保生大帝。清咸豐5年（1855），由沈芳林、沈葛林等人首倡集資創建「真武殿」於今新營區南端南興里，主祀玄天上帝，當地俗稱「上帝爺廟」。

儘管新營地區逐漸有許多漢人入墾，但在當時的行政中心先是以鐵線橋港為中心，後來鐵線橋港的地位逐漸被鹽水港所取代，日治時期，日本總督府於明治34年（1901）時將全臺地方行政區域重新劃分，廢縣為廳，全臺改設20廳，當時的鹽水港廳和臺南廳平起平坐，管轄範圍涵蓋布袋庄、白河庄、新營街、柳營庄、前大埔庄、麻豆街、牛挑灣庄、鹿草庄等地，這時鹽水港的地位是相當高的，而新營雖已發展為街，但仍然屬於鹽水港廳轄下。

新營區興盛繁榮的關鍵期在日治初期，曾經於清領時期為臺南府城以北地區最大市鎮的鹽水港街因港道淤塞、戰亂瘟疫頻繁，水路交通優勢不再，逐漸沒落。日明治37年（1904），日本守備第一旅第二大隊約有200名步兵選擇駐紮新營，接著又設憲兵屯所，新營開始有街市（餐館、旅社、百貨）的雛型。日治時期規劃興建中的縱貫鐵路線決定劃過新營，並於日明治34年（1901）設立新營火車站。日明治41年（1908）縱貫鐵路全線通車，新營新式交通網正式開通，為新營的繁榮開啟新頁。日明治40年（1907），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在新營設立總社事務所，並建造糖廠，以製糖業為背景的新興街市應運而生，這是新營市街崛起繁盛最重要之關鍵，新營遂逐步取代鹽水港街的地位。

接著新營布袋間的糖廠小火車於日明治41年（1908）通車營運，更加促進新營之繁盛，紙漿工廠、酒精工廠等也紛紛設立，人口逐漸增加，新營街市一直拓展，連結王公廟庄，發展出日治時期臺灣南部重要的工業都市。日明治大正9年（1920），廢廳改為州、郡、街、庄制，全臺劃為5州2廳，新營躍昇為臺南州的10郡之一（新豐郡、新化郡、曾文郡、北門郡、新營郡、嘉義郡、斗六郡、虎尾郡、北港郡、東石郡），新營遂取代鹽水，一躍為郡的行政中心，設郡役所，新營郡轄下新營庄、鹽水街、柳營庄、白河庄、番社庄（今東山）等6個街庄。

    民國後，民國35年（1946）將日治時期的臺南州劃出臺南市、嘉義市後，其餘10郡劃為臺南縣，此時的臺南縣為大縣制，涵蓋原臺南縣、嘉義縣、雲林縣三個轄區。民國39年（1950）再度調整行政區，全臺灣省重新劃分為5個省轄市及16個縣，其中將原來的大臺南縣和嘉義市合併，再切割分為臺南縣、嘉義縣、雲林縣，原來的新營、新化、新豐、北門、曾文等五區（郡），仍歸為臺南縣所屬，並將縣治設於新營鎮。當時新營因人口數不夠，仍只是鎮的規模，一直到民國70年（1981），新營才由鎮升格為縣轄市。

    民國99年（2010）底，臺南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新營市成為大臺南市的新營區，由於地處北陲，地方人士憂心將來發展被邊緣化，但是首任市長賴清德堅持雙行政中心的格局，將民治行政中心設於新營，免除了地方疑慮。

 

 東國民與西國民[1]              張溪南

    

新營國小與新民國小是新營地區兩所歷史悠久的小學，新營國小於日大正6年（1917）從柳營國小分立而來，創校近百年；新民國小於日昭和17年（1942）自新營國小分立，創校已逾70，兩校大抵以今民權路為兩校學區分界。由於新營國小地處新營區東邊，學區涵蓋大宏里、永生里、民權里和中營里部分，舊時新營人俗稱「東國民」，東國民東國民，叫久了，當地人習慣用「銅管仔」的臺語諧音取代；新民國小因地處新營區西側，學區範圍很廣，有三仙里、民生里、民榮里、好平里、延平里、南興里、新北里、新南里和嘉芳里等，俗稱「西國民」，西國民西國民，和「錫管仔」 的臺語諧音相近，也就慣用了。

    兩校雖有所淵源，但競合關係微妙，「銅」似較「錫」值錢，正也反映舊時兩校學生的出身，東國民學區因處公教區和商業圈，多半是公教人員或商賈、仕紳的子弟；西國民地處較偏的西側，多為農工階層的子弟。這樣先天不平衡的結構，造成兩校互不服輸的情結，尤其在民國四、五十的年代，尚未施行9年國民義務教育前，小學畢業還得考初中，兩校為了競考新營中學（今新營高中前身）明爭暗鬥，已成地方茶餘飯後的重大話題，這在阿盛〈藤條戰國〉 一文有極細膩、詼諧的刻劃。

    

阿盛記憶中，那時兩校各編有嘲諷對方的唸謠：

銅比錫值錢，銅罐學生因此有點「搖擺」，搖擺，走路搖搖擺擺，大剌剌的，往往對錫罐學生出口不遜，他們甚至編了一首諷刺謠：「錫罐啊，錫罐啊，錫罐啊摔一下，落土馬上破，無破也去一半。」這是有押韻的。為了不甘示怯，錫罐學生也編了一首反諷謠：「銅罐銅罐，無體無款，有仇報仇，有冤報冤，考試時陣看誰較高山。」 [2]

    阿盛這段文字勾起兩校早期校友童年難忘的回憶，兩段唸謠都有押韻，唸起來順口好記，現在回頭來重溫這兩段當時互相吐槽的唸謠，已經不再那麼劍拔弩張，反而感到俏皮好玩。

    阿盛唸的是「西國民」（新民國小），自認「歹命子，毋認輸」，只有在考初中時「見真章」，來突顯自身的價值，在那個貧富尚有階級之分的年代，升學「聯考」似乎是所有貧寒家庭子弟翻身出頭的唯一機會，所以當時不管貧、富，惡補升學幾乎是全民運動。

    對於那個時代小學的惡補，阿盛筆下也有生動的描述：

蚊子叮，瞌蟲咬，小學生涯似乎沒完沒了。升上五年級，除了算不完的雞兔同籠問題、火車過山洞問題，還加強背書。五年級下學期，背書背得最多，因為老師認為初中聯考試題重點會是在五年級這部分的課文，我們日日讀、日日寫、日日背誦……背誦不全、錯誤，只有一個結果，挨打。老師的藤條是真正的藤條，那種不剝皮去青的藤條，再怎麼用力都打不斷的藤條，有的同學試過幾次，老師休息去了，我們自習，膽子大的同學跑到講台上，拿起藤條，用力折彎，折不斷就是折不斷。[3]

    現在國小要升學考的時代早就過去了，9年國民義務教育後，有好長一段時間，小學生的惡補升格變成國中生的夢靨，高中聯考、大學聯考逼得許多學子喘不過氣來，但至少是大家公認最公平的升學方法，拚了三年，在聯考結束的那一天總算可以一了百了、大玩特玩。後來說聯考一試定終身不好，升學主義作祟讓大家搞惡補，一堆有識之士煞有介事推動教育大改革，改成基測、學測，結果弄得無法一試完畢，還得考第二次，甚至還準備一些言不由衷的面試資料、穿著新買的衣服到處去面試，申請學校就讀，簡直比惡補更折騰人。現在12年國教的問題鬧得沸沸揚揚，大家不免擔心，那些永無止境的教育的亂象即將又再往上提升到高中、大學了。

    看來發生在西國民學生身上的，一定也同樣出現在東國民，只是東國民欠缺作家親身經驗的描述。關於西國民的舊環境記憶，阿盛在他〈倒數第一名畢業〉文章中也有描述，在他畢業那年—民國51年（1962），學校校門口是一排水泥屋，專供升學班使用，只建一層，頂端鋼筋外露很長，許是準備以後要加蓋。屋後有木麻黃林，應是日治末期創校時種植的。水泥屋之外，校舍全是舊的木造日式平房。由於那個時代家庭很少有浴室，所以當時新民國小校內還有一座大澡堂，分男女學生用，還強制每周得洗澡一次。

    

至於東國民的舊環境呢，民國101年底，該校出版了一本校史繪本—《東國民物語》，書中藉兩隻綠繡眼小鳥的視野及與老樹的對話，以生動、淺易的筆觸牽引出校園的老記憶和難忘的往事。而最引人注目的還是那一張張素描淡彩的圖畫，柔美的色調、炫迷的光影，每一張躍然紙上的老校景彷彿有說不盡的故事和回憶。學校編輯小組認為了解過去是開創未來的動力，讓學生明白學校過去的歷史，是所有課程在地化、本土化的開始，也是閱讀教育的起點。

    東國民與西國民，無疑是臺灣許多小學的縮影，藉著作家阿盛的懷舊筆觸，喚起潛藏在許多新營人心中的童年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