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書院的傳統與現代》已於2022年由臺灣大學出版-分享海東書院文稿

 海東書院

一、書院址幾度遷移

    海東學院創建年代與變遷，歷代方誌多所記載，最後記載者為《續修台灣縣志》，在卷三〈學志〉中有詳細的描述，該書於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完成，茲三角形方志於1807年有關海東書院的草創與變遷重點整理如下：
（一）創建於1720年，在今忠義國小北側

    海東書院大門年代為清康熙59年（1720年），地點約在今台南市孔廟旁忠義國小北側：

    由時任福建分巡台灣廈門道梁文煊建於「寧南坊府學宮之西」，「府學宮」即今孔廟，又參〈學志〉台灣文字，初建地點的位置在府學宮西側上面的「崎頂」，和後來清乾隆30年（1765年）知府蔣允焄所遷建的府學宮之西的「崎下」（今忠義國小）位置不一樣，所以應在今稍北鄰近處、葉石濤文學館及台灣文學館附近。

    故為何稱為「海東」，乃當時台灣隸屬福建，位於福建大海之東，並無其他深意。

    清康熙60年（1721年）朱一貴之亂一發不可收拾，亂事弭平後，梁被罷黜，還被就地正法。康熙61年（1722年），繼任的台大廈道陳大輦重整海東書院，並立下課士節目，可惜的是，這座初建的海東書院不久便被徵為歲、科二試教士院（古代貢院）所用，即古代鄉試的考棚，今之稱的考場，並沒有作為講學傳習之所。

（二）1740年台灣道劉良璧原地重修

    清乾隆四年（1739年），巡台禦史單德謨另建校士院（考棚）於府城東安坊縣學東側的空地（今府前路上台南地方法院尼泊爾宿舍，清代時曾一度）改建）為萬壽宮），雖考棚已遷，但海東書院幾近荒廢。乾隆五年（1740年），分巡台灣道劉良璧重修海東書院，巡台禦史楊二酉於《海東書院記一文中稱，當時清政府每年都有撥付根本於各省立書院，他幾度親臨廢棄的海東書院查看，發現這裡“多軒楹，獨特可棲：明堂列前，講；矮屋通後可，可以爨。」感然應允，不僅捐出俸祿重修書院，為長計，還找來仕紳士安出錢出力，產出稻千斛，「置水田千田」充做學田。重修後的海東書院，煥然一新，「爽潔」 ，一時窗軒什器週備，煥然一新」。

    當時台灣知府錢洙也共襄盛舉，特別選拔優秀人才為寺廟人，延聘台灣知府儒學教授薛士中（字仲寅）為，敬奉盡禮，當時海東書院顯已具準儒學地位。鰲峰書院[ 3]並列，並為書院題有「海天雲漢」匾額。

    劉良壁並立有學規六條—明大義、端學則、務實學、崇經史、正文、慎交遊。（詳三、書規院制與學規）

（三）1750年再遷於東安坊舊縣署（約今南火車站前一帶）

    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台灣縣知縣魯鼎梅到任後，嫌沿用明鄭官署的縣署徵關稅，徵得台灣知府方邦基許可，便當地請仕紳募捐，將縣署新建於赤崁樓北側（今台南市成功國小），

涉見《福建通志台灣府》：「知縣署在鎮北坊赤嵌樓之右，西向。舊在東安坊，故偽鄭宅，規制甚虛。乾隆十五年，知縣魯鼎梅彥任，謀改易，邑紳張方升、王克褎、諸生龔帝臣輩首事勸捐，知府方邦基習事詳於督撫，得允乃移建今所。」[ 4 ]

    東安坊舊縣署的位置，乃今台南火車站前週邊，今已無遺跡，方邦基和魯鼎梅新遷縣署後，也將海東書院遷至舊縣署處，而海東書院的舊址也遷移作崇文書院，做了三角調整的大振幅。

（四）1762再遷海東書院位於東安坊校士院（約在今府前路台南地方法院帕克宿舍周圍）：

    從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後，台灣鄉試的考棚搬到了“道署”，原來的校士院（考棚）又荒廢了。覺羅四明，滿洲正藍旗人，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就任福建分巡台灣道後，覺得在舊縣署的海東書院「陣小弗稱」，發現荒廢的考棚竟成閒嵐，便「策劃葺為譚經講藝之所」 ”，於是徵得當時的知府餘文儀和知何縣愷的同意，將校士院進行一番整修，作為海東書院新址，這次重修後的海東書院，羅四明在〈改建海東書院記〉一文中這般描述：「為」講堂、為吟廬、為廚舍，次第以成，而器用畢具……諸生以時弦誦其中，群體惓惓造就之意。」[5]。

    將舊校士院新修的海東書院有講堂、有吟讀的房舍，還有廚房，相當不錯這個。如前所述，這裡就是今台南市府前路上台南地方法院帕克宿捨一帶（府前） （路一段21號61巷）。

（五）1765台灣知府蔣允焄另擇府學宮西崎下建海東書院（約在今忠義國小）

    清乾隆28年（1763年），蔣允焄就任台灣知府，隔年升任台灣道，在「台學將轉之機」[6]，覺得「工不居肆，無以善其事也；學不鼓笧，無以孫其業也」[7]，高於乾隆30年（1765）擇地於寧南坊府學宮西崎下，自己捐俸祿公益首勸募興建新的海東書院，歷經4月竣工，新書院的規模東西長約30丈，南北80丈，「凡講堂、學舍、亭、榭、軒、雲全套用具；比舊規加三之二焉。」[8]，比舊書院大了三分之二倍，堪稱是當時全台規模最大的學院。

 

圖1-2-5遷建到今忠義國小海東學院舊照片（圖片來源：王鎮華《書院教育與建築-台灣書院實例之研究》）

    此新址是海東學院最後的院址，位置大約在忠義國小，而遷移後的海東書院舊址（原東安今坊校士院）被蔣允焄改建為「萬壽宮」，作為台官吏慶賀祭拜皇帝的殿堂。

二、府城儒學傳揚的重鎮

    在《續修台灣縣志》成書之後（1807年後），海東書院沒有再遷移過，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道光七年（1827年）曾整修過，道光十年（1830年）福建分巡台澎兵備道兼提督學政劉重麟基於“海東書院為全台人文薈萃產業區”，必須大力振興，該又書院根本不依據，遂發起勸募，總計“捐贈銀一萬零七千元」，事蹟有〈海東書院夥卒捐輸示告碑記》[9]為證。此後有瀑布，但海東書院引領府城文風已聞名遐遐，道光二十八年(1848)任台灣道的徐宗幹於《寄浙撫梁楚香中丞書》中就這樣讚揚：「舊有海東書院肆業者三百餘人，各街巷晝夜俱有書聲，內地所罕聞也。」[10]當時在書院傳講的台灣儒生竟規模高達三百多人，海東書院顯然位於當時府城儒學傳揚的重鎮。

    清道光26年1846年），台籍人士施瓊芳高中進士後，雖被派了官，但他以奉養母親為由未赴任，回到台灣後，擔任海東書院山長。施瓊芳之子施士潔更出類拔萃，清光緒3年（1877年），22歲便中進士，他也不喜歡官場浮沉，和父親眠向，選擇回台教育後進，先到彰化白沙書院掌教，不久便回海東書院擔任山長。子苦心修養的經營下，海東書院的教育功能與影響達到父的高度，「於是乎規橅粗具，所有人漸向化焉……如期按課論文外，有背誦經書之課；复加小課，以賦詩雜誌作相與切跌。風會既開，遂乎有課藝之刻……一時高足弟子，稱極盛焉。」[11]施士潔在此〈台澎海東書院課選序〉文中提到當時府城文風鼎盛，書院成為大家相互切磋的地點，並論述為書院編選教材的緣由，還談及儒學脈絡和儒生研習儒學的目的，除應付科考取得功名，更不能忘記「聖賢 立言」本意」。

    施士潔文中也罷之前曾為海東書院編過教材的前輩有：夏之芳（號筠莊，清雍正6年（1728年）以欽差禦史身分赴台灣巡視兼理政）的《海天玉尺尺篇》 、張湄（字鷺洲，清乾隆六年（1741年）出任巡視台灣監察禦史，兼理政）的《珊枝集》。

三、日據時部分房舍改建為武德殿

    據當時，海東書院先充作守備工兵第二中隊駐紮營房，後由台南廳接手改為第一公學校分校[12]，日昭和11年（1936年）2月舊有房舍全部被毀，改建為台南武德殿，且在武德殿與孔廟之間設置大弓道場，於同年10月竣工竣工。建築風貌數日本傳統的社殿建築，主體分為屋頂、屋身、基座三座部分，屋頂為歇山頂，材料為新型的鋼筋混凝土和洗石子，坐北朝南，有二樓，一樓是各種附屬服務空間，樓梯有次入口，主入口在二樓，二樓西邊為武道場，東邊為劍道場，而北邊則突出做為祭壇。這棟建築物因屬鋼筋水泥，光復後仍保存完好。

    海東學院舊址在光復後一度做為台南中學校地，民國40年，改為忠義國小校地，武德殿改作學校禮堂，於民國87年（1998年）6月26日被指定為市定古蹟，又做了一番古蹟修整。從古代書院蛻變成斯託之國民小學，這塊寶地從古至今，始終默默肩負著啟蒙教育的使命，一脈相承，令人不勝唏噓。

四、知名山長

    海東書院雖不是台南最早設立的書院，但因獲歷任兵備道要員青睞，兵備道又兼提督學政，常兼書院講習，書院山長都是一時之選，由當時文化精英英聘，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施瓊芳、施士潔父子和施瓊芳弟弟施昭澄一門三傑，傳為美談。茲將歷任山長簡介如下：

（一）俞荔

    俞麗麗，福建莆田人，清雍正二年（1724 ）解元，連捷成進士，知廣東長寧縣。乾隆三年（1738 ）主講海東書院，著有《複性篇》，此書只需內容取之於周敦頤《太極圖說》和朱熹 《尚書．大禹謨》。[13]

（二）薛士中

     薛士中，字仲寅，福建福清人，清雍正二年（1724 ）進士。雍正十年（1732 ），由漳州府學教授調任台灣府儒學教授。雍正十二年（1734 ），因丁憂去職。幹隆隆學。5年（1840 年）再任，知府錢洙聘為書院山長。

（三）黃佾

    黃佾，字樂序，福建侯官人。清乾隆十八年（1753 ）舉人，乾隆年間任海東書院山長，直到乾隆27年（1764 年）至今任。曾與當時台灣道覺羅四明、知府餘文儀等編修府餘文儀等編修府餘文儀等編修府餘文儀等編修府餘文儀《 《台灣府志》及諸羅、彰化二志。

（四）週澍（1684- ﹖）

    週澍，浙江杭州人，字雨甘，號西坪。清雍正八年（1730）進士，曾任翰林院修撰、掌修國史、校勘《康熙字典》，博覽古今，今古文諸家所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擔任海東書院山長，以道自持，為人公正嚴明。

（五）曾中立

    曾中立，廣東省嘉應州人，字鶴峰，清乾隆44年（1779年）恩科舉人，乾隆49年（1784年）掌起教海東學院二年。

（六）吳文溥（1736-1800）

     吳文溥，字博如， 號澹川，浙江嘉興人，貢生，作詩，​​其古文鈰體，能集六朝、唐、宋之大成，於乾隆53年（1788年）秋應台灣道阮元聘為海東書院山長，《台灣通志》對他掌書院有這樣的記載：「掌教海東書院，一以嚴取，與務躬身行，為勗諸生。課一藝，評點講解，務令習歡欣以」去；台灣士風頓起。」[14]說他事必躬親，為儒生講解，必然讓他茅塞頓開、歡欣而去，台灣的士風因而興盛。

（七）施瓊芳（1815-1867）

    施瓊芳，台灣台南人，幼鎮圭，原名龍文，中舉後更名，字見田，一字昭德，又字星階，號朱垣，長在書香門第，自幼即手不釋卷，十九歲入台灣道兼學政週凱門下，22歲，道光17年（1837年）被舉為拔貢並相識中舉，之後四度赴京會試都落榜，仍奮勇苦讀，直到道光25年（1845年）第五次赴考，終於進士及第一，銨選為六部主事，補江蘇知縣缺，但他以奉養母親為由未赴任，毅然決定台。

    後設立海東書院山長，潛心性里之學，一生依禮行義，祭長存，死後葬於今台灣台南市南區桶盤淺墓地內，墓2003年5月其墓公告為市定古蹟。

（八）林天齡（﹖ -1878）

    林天齡，生於清道光十年（1830年），福建長樂人，字受恆，又字錫三，諫文恭。清同治、光緒翰林院侍讀學士，曾為同治皇帝的老師。

　　清鹹豐九年（1859年），中鄉試，隔年即中進士，請南歸，渡海到台灣海東書院講席二年。海渡時行船至澎湖突遭遇颱風，船被大風浪沖擊搖晃欲毀，同船者驚慌失措，有的暈船到五、六日都無法進食，林天齡還能在不平等搖晃的船中讀書，處之泰。到台灣後，任海東書院山長，「立課程、校文藝；講義理、陳」說古今，與諸生相勉為根柢之學。閒則，或為歌詩以娛樂之……於是諸生鹹大喜，南、北兩路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15]林天齡既為海東學院開課、砥礪學習，閒暇時還能與學生們以詩歌作為娛樂，頗受喜愛，讓文風大振。

　　假滿，林天齡回大陸任官，後歷任山西學政、江南鄉試副考官、翰林院侍講，、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翰林院侍講學士、翰林院侍讀學士。辛亥革命後，退位的宣統皇帝於1920年追封林天齡諦號文恭，並諫揣墓碑。1921年秋，林天齡之子林開謩將這座禦製墓碑安放在位於福州市西郊的林天齡墓地。

（九）楊希敏（1809-1878）

    楊希閔，字臥雲，號鐵鏞，又號息齋，江西新城人；崇尚程、朱，文章有桐城派淵源，工經，尤好講「易」，崇宋儒樸學篤行之說，貫通「義理」、考證、詞章」三者不可缺一，掌教海東書院11年，「以宋儒性理之學及經、易之書，啟迪台灣士子，學風為新之一」。[16 ]

（十）施士潔（1853-1922）

    施士潔，又稱施士浩、原名龍文，字澐舫，號芸況，又號喆園，晚號耐公，或署定慧老人。台灣台南人，與父施瓊芳為清代台灣僅有的父子進士。

    施士潔14歲已喪父，但他不忘繼承家學光耀門楣，清光緒二年（1876年），21歲即中舉，隔年便中進士，但他也不喜歡官場浮沉，和父親同志向，選擇回台教育後進，先到彰化白沙書院掌教，不久便回海東書院就任山長（見不久），為台灣培植優秀人才，其門生如許南英、汪春源等人皆為中進士。

    光緒12年（1886年），新任台灣分巡兵備道兼理提督學政唐景崧來台主持歲考，聘施氏擔任山長，並從台灣學子中選拔汪春源、丘逢甲、 鄭雲鵬等送入海東書院肄業，使海東書院的地位更加超越了府學。而唐景崧更連續三年（光緒16-18年）均撥公銀予海東書院購置學產，甚至該書院山長薪資也較其他書院為高，以上都顯示了海東學院地位的重要性。[17]

    日本審議台灣後，內渡回西岑，於清宣統3年（1911年）出任同安縣馬巷廳長，民國6年（1917年）至福州「閩省修志局」，民國11年（1922年）於廈門鼓浪嶼去世。

（十一）施昭澄

    施昭澄，台灣台南人，優貢，曾在江南的建平、溧陽等地任教諭。清鹹豐年（1854年）曾赴台灣協助其兄施瓊芳教授海東書院。

五、設有五子祠明確有學規

    海東書院亦有祭祀空間，《續修台灣縣志》：「五子祠：一在海東書院、一在崇文書院。祀先賢濂溪週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橫渠張子、考亭朱子。」[18]顯然海東書院承繼宋明理學的脈絡，注重品格與心誌之鍛煉，兼治經史詞章，首先考取科舉功名，經世致用，塑造就學子政治成為人才，傳承傳統儒學文化精神。

    海東書院有訂有巡道劉良璧、山長薛士中合訂的《海東書院學規》及《台灣道兼提督學政覺羅四明勘定海東書院學規〉，相關資料可參見書序言中有關學規的論述。

六、時代意義：端習敦行承繼聖賢之學

    海東書院一開始便屬官憲全民修建的書院，肩負官學與科考的啟蒙與相互教育功能，雖然迄今已完全荒廢不復存在，但在舊時代裡，尤其清代中，對於台灣士子的啟迪和文風的影響甚鉅，除了科考之外，承繼了程朱「聖賢之學」的理學道統，甚至到了晚清時代，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海東書院的師生們面對時代巨變，或勇於挺身救國救民，或恥為異族之奴，盡散田園舉家內渡，呈現顯海東書院「端習敦行」的士子精神。

（一）、承繼程朱「聖賢之學」的理學道統

    台灣書院受福建福州鰲峰書院的影響頗深，乾隆五年（1740年），巡台禦史楊二酉在《海東書院記》中已明確表示：「諸生一仰止鰲峰，且不免望洋」嘆也…意選內郡通經宿儒，充教授、為良師，允堪作育多士，與鰲峰並立而對峙。 」，而鰲峰書院的社會建設者福建巡撫張伯行一生恪守守程學朱，致力發揚以朱熹為核心的理學結構，故鰲峰書院內祭祀北宋五子，承繼為南宋朱熹建立的「聖賢之學」的理學道統。[19]張伯行雖然沒有到過台灣，但其門生弟子陳璸、藍鼎元、蔡世遠等人到台灣任官，深深影響著海東書院傳教的真理與內涵，劉良璧所製定的學規中即明言：「而理必程朱，法則先正，不能易也。”，覺羅四明在學規中更引程、朱二子之言：“程子云：讀書須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朱子云：某說書不敢先立一見，橫生一解。惟平氣虛心，以求聖賢本意之所在。」到了道光境內，督學台澎觀察使孔昭虔在〈重修海東書院碑記〉中更明白的說：「理學之盛，莫精緻閩。台郡被聲教百餘年，人文不讓內地。”

（二）、呈現顯著「端習敦行」的士子精神

    海東書院到了施瓊芳、施士潔擔任山長後，書院風格和風氣有了很大的改變。這支台灣唯一父子檔進士許是受了儒學的薰陶，雖然有了功名，但卻淡薄仕途、勤於著作及獎掖後學，後人黃典權從施氏後裔處發現《石蘭山館遺稿》並整理成書，「台灣文獻叢刊」收錄施士潔所著《後蘇龕詩鈔》、《後蘇龕字草》及《後》蘇龕白人》編成《後蘇龕合集》，從這些詩文中，可以一窺這對父子在儒教上的文化面向。而對於海東書院的教育方向，施潔士在〈台澎海東書院課選序〉就對讀書人熱衷「舉業」（科考）而忘卻之實踐有所批判：「今人分舉業與理義之學為二事，且謂舉業有違理學於理學；甚而目之曰「敲門磚」 」，一離場屋，即鄙而不棄屑為。」[20]所以他要求書院的儒生們要做到：「學者作文，苟能從經文傳註泳而出，杖一涵體驗於」身體力行，精實之作，自然不可磨滅。」[21]這也呼應了羅四明訂製的學規「端士習、敦實踐」的精神。

    在唐景崧於清光緒9年（1883年）擔任台灣巡撫兼提督學政後，更加認同施士潔的理念，除聘他為海東書院山長外，私下更詩社，相互演唱和培養，出丘逢甲、汪春源、鄭雲鵬許南英等台籍名人，這些人甚至在中日甲午戰後，清廷將台灣割讓日本，引領驚天動地的「台灣民主國」愛台護國行動，不也是海東書院「端士習、敦實踐」精神呈現顯著。

附錄（碑記）

1.海東書院記[22]

      立碑作者：楊二酉

      年代： 乾隆5年（1740年）

    聖天子臨雍講學，文教遐思，歲撥帑金數千於直省，各立書院，以造天下士，彬彬乎霞蔚雲蒸，稱極盛焉。

　　台陽海巚，閩之東南郡，相去隸榕城約千餘裡。諸生一仰止鰲峰，且不免望洋而嘆也。郡學西側，舊有海東書院，為校士之所。前給諫漁莊單公，請別置考棚，遂成閒廨。歲己未，予銜命巡方，視學來茲，凡一至再至焉。中多軒楹，必可棲：明堂列前，可講；矮屋通後，可爨。意選內郡通經宿儒，充教授、為良師，允堪作育多士，與鰲峰並對峙。謀之觀察劉公，亦然予言第以薪水諸費無出奈何邑明經施子士安感然身任之，先請輸田千斛，仍置水田千田，為久遠計。予曰：是入告矣。逾數月可議。行，劉公捐俸大眾修改，一時軒窗爽潔，什器週備，煥如也。郡守錢公亦能加意振作，選諸生中文藝有可觀者，得文字人，以實其中。延教授薛仲寅為師，敬禮。觀二公所編約數條，詳慎之義，歷歷可見。

　　夫興文勸士，採風者之責也；敬事圖成，良有司之誼也。抒一家之力，供多士之需，義不泯於鄉也；取一人之善，成天下之材爾師生各宜銳誌所論，無怠學、無倦教。言語言語，申以修己治人之道；漸摩既久，當必有明體致用者出以選舉公輔而揚休明，上慰聖天子棫樸作人之至意，寧雲島生色、鄉裡增榮已哉！予於爾師生有厚期焉。

 

2改建海東書院記[23]

立碑者：覺羅四明

年代：清乾隆26年（1761年）

    夫教無率，民俗之厘也；率無教，有位之恥也。曩予握郡符時，崇文書院就圮，易地新之。未幾，太守餘公以清德名家視覺此土，澤以禮樂、厚以漸摩，士皆雍雍古處矣。海東書院尤全台文教領袖，向廁所學泮宮西，篩小弗稱；思更諸爽塏者，而未有屬也。會近來校士，皆在使者官舍，而試棚竟成閒廨，謀求葺為譚經講藝之所；太守餘公暨台司馬何君僉曰善。 、庀眾材，屬台邑陶尹董之。為講堂、為吟廬、為廚舍，次第以成，而器用畢具。遂訪徵內地名宿，晉皋比而犛迪焉。諸生以時弦誦讀其中，群體惓惓造就之意，尊聞行知，日徵月邁，勿勤始怠終、勿鶩華失實，以馴至乎行成名立；將他日之獻諸廷者，即本今日之修於家也。餘蓋有厚望焉。因勒於石。

 

3.改建海東書院碑記[24]

      立撰者：蔣允焄

      年代：清乾隆28年（1763年）

    台灣東島，靈曜所升，地負海涵，山川秀結。自聖化遐螢，變文身與禮教，舍侏離而弦歌，而教術興焉。稽昔立學定制，始於康熙二十四年。又選才俊之士，設公廨、增廩餼，創為書院以養之；如崇文、白沙、玉峰、明誌等，其中有多，而海東其最著作也。濱海一角，「職方」所不紀；聖天子加意振，典隆恩渥，教術如此其廣者，豈騖名哉？蓋教必崇乎其實，而政觀其所急。未有中國民，其始至佔籍者，非工賈即農耳。歲所營圖，本不解讀讀故事。迨居之既久，以子以孫，其一、二挾筆硯而東來者，又皆內地不得志於有司，而藉以梯取榮名者也。一登解額，復其邦族；祖國之民，尚無所資其觀感。故崇實之教，必清其籍、廣其教、養其蒙，為前期介入也。

    歲癸未，予奉命守土。會巡使賜諫永公、侍禦李公至。二公粹儒者，以振起斯文為己任；因與極論台學變化之道。籍貫不清，則人材不出。二公韙之，據以入告；奉旨清籍。嗚呼！此台學將轉之機，而斯文興起之像也。夫工不居肆，無以善其事也；學不鼓篋，無以孫其業也。昔海東始建時，在郡學西偏；繼乃火災於舊縣廢署，又火災於巡使考棚。其屢火災而未有定者，非苟簡也；譬喻之水然，其發源不得不繁觴，其充積不得不盛大，亦勢然也。夫習必至之勢，而乘其將轉之機，此予故不能免於造也。爰擇擇地於寧南坊，捐廉俸為多士徵募。廣三丈，廣闊八丈。凡講堂、學舍、亭、榭、軒、雲悉具；比舊規加三之二焉。經始乙酉春仲，越四閱月工完工。聘紳士廉幹有器局者，孝廉陳名標、諸生張元勳、蔡名魁、林世基董其事。

　　既釋菜，例得有言；都人士請予記之。予惟扶桑東土，光景常新，士之朝摩而夕蕩者，宜有以奮發其光華。特以風氣初開，客籍未盡，學者弱於所見聞耳。今書院之設，初非有加乎昔；而方當創始之始，適符清籍之期；稱禪勢、順其自然，教崇其實，政先所預告，上以體聖天子教育夢幻方之盛軌，下以副列憲作斯文之苦心。守土亦會逢其適，以順布之耳。至夫師同期教、弟子同期學，自小成以底大成，於紹休聖緒，本末兼貫，出為國家天下之楨幹，處為風俗人心之倚賴，則具成法，在諸生之所習聞也；不具贅述。

 

4.海東書院樂捐生息碑記[25]

      立碑者：劉重麟

      年代：清道光八年（1828 ）

    欽命按察使司銜福建分巡台澎等處地方兵備道兼提督學政、加十級、紀錄十次劉，為示勒石以昭永遠。

　　據案台廳『為禀海東書院人文蔚起，原設生膏火，不敷支應，屢經禀蒙飭知籌款添□。茲有鳳山縣民曾炤、嘉義縣民洪世成，急公好義，特願捐銀生息，以供海東書院火應用。另有台灣縣童生陳膏以禮、鳳山縣童生張其中、嘉義縣童生連三等，各慕義趨公，隨緣樂助。現據曾炤願捐番銀二千零五十圓，洪世成願捐番銀六百六十圓，張其中願捐番銀六百八十圓，連三願捐番銀六百六十圓，陳以禮願捐番銀七百五十圓，共四千二百圓。理合禀請俯賜行府，轉飭台灣縣，發交殷實戶民，按月生息，由廳支應海東書院膏火月課之費。其息銀，由縣按月取支送廳□用；如有不明，應著該縣賠補，以耑責成，而昭慎重》等由。

　　據此，業經本司道札府□縣生去息。茲據台灣縣申報：『殷戶□生、杜嵩，保家□三□、職員□有漢等具領前項番銀四千二百圓並於本年四月初七日起息，其息銀按作四季備繳，以□膏火之用；其母銀按三、五年清還，不敢遲誤， □□狀附卷’等由。據此，合□□給示勒石，以垂永遠。庶□□士共知□民等慕義趨公，隨□□□之善可也。特示。

　　署台防同呂志恆奉文勒石，設立海東書院曉諭。

 

5.海東書院膏夥堅決捐輸示告碑記[26]

      立碑者：劉重麟

      年代：清道光10年（1830 ）

　　欽命升授江西省察使司、福建分台澎兵備道兼提巡督學政劉，為示再行勒石，以昭永遠事。

　　照得海東書院為全台人文薈萃之區，須加意振興。無如根本不敷，膏夥時形支絀。道光七年科考運算，經本司道諭令代□提調前署台防同知呂丞設法勸捐，共先鳩得鳳山縣生曾煥等番銀呂童四千二百元，交台灣縣發商生息，由前署廳丞勒石曉示案中。函致各廳、縣分□題寫。茲記淡廳、台、嘉二縣紳士共捐銀五千七百七十元，又嘉義張令捐銀一百元，總計捐銀一萬零七千元。尚有鳳、彰二縣捐簿未報告繳還，曾否題有若干，尚未禀報。現值升任交卸，除將已捐收銀項，先行發府交商生息，按月解廳支應外，合諭行示勒石，以彰義舉。其餘未捐各屬，移知新任查催□繳。俟用費充裕，再行妥定章程，以垂永遠，勉副國家樂育人人之盛意。所有捐花名銀數，開列於後。特示。

 

6.重修海東書院碑記[27]

      立碑者：孔昭虔

      年代：清道光八年（1828 ）    

　　教之興，固賴官師；而鄉黨慕義之士，亦與隊列焉。海東書院在台灣府學之西，昉於康熙五十九年。旋為考棚，至乾隆五年，巡台禦史兼督學太原楊公二酉復建為書院；時有貢生施士安捐田千田為膏火資。嗣後不斷有增修，凡分巡海外能盡厥職者，無以學士為急。於道光四年奉命來台，每至書院，必詔肄業諸生曰：『閩省自然唐以後始有聞人；理學之盛，莫豐富閩。台郡被聲教百餘年，人文不讓諸生挾四書、五經以專心於舉業，自謂能學聖人之學矣。抑思學其學者，必志其志；豈徒以文辭乎？溯閩學之上繼濂、洛若徒冀目重人，鄉會得雋如額，遂為不失令名；恐先有愧於鄉先儒，而去聖人之道日以遠，非使者所望諸生也’！ 於是士皆知奮。越三年，書院又需修葺。職員黃捷芳偕弟文學廷棟捐千餘金，感任其事。閱兩個月而落成。 □堂齋舍，煥然一新，拓於舊者百分之幾。兩黃君能遺址施明經之美，於奕襈後，不亦自持者厚而所思者遠歟！

　　考國初太倉王仲至著「蘇學景賢錄」，而陸桴亭先生為之序。陸先生固儒學宗主也，所稱必信而有徵。王仲至既為江夏劉廣文，修其學宮；又因姑蘇郡學志告成，而別輯「景賢錄」。餘未得見其書，惟因陸序以知書之大略。陸先生謂『學為聖人，弟子之責』，竊喜與餘勗士之言相合。「景賢錄」所載，皆蘇郡過化之賢者，希賢即故希聖也。海外督學有功於書院者，楊侍御而外，則有覺羅公四明、奇公寵格、張公志緒、糜公奇瑜。未建學院以前，嘉惠士林，則有陳清端公、□醴谷、林荔山、蔣集公諸先生，載於郡志，彰彰可復。以寓賢設教，海外為開風氣，郡志但載沉公光文，而不載徐公孚遠；其餘缺略者尚多，是宜如《景賢錄》之詳加編纂，以為多士效法也。

　　台郡百廢具舉，惟郡志不修近六十年，增修勿宜遼緩。又書院曾為考棚，自書院復而考棚改建於道署廳事右偏；府縣試士，則各於其署。紳士屢議別建而未果。黃君汲汲慕義，既□施君之義□□□王仲至之美，大眾率眾紳士以此兩善舉，海外風氣蓋蒸蒸日上矣，跂予望之！

　　道光七年，歲在丁亥仲春之月，督學台澎觀察使者，闕裡孔昭虔記。

　　黃君昆季修書院落成，乞餘一言為記。時值境內不靖，馳騁南北，不暇握管。鹿港司屬鄧君菽□，古文□也，時郡篆，朝夕過從，因援韓安國賦幾故事，屬代撰勒石。餘素不敢穩人之善，兼欲各存其真，爰附綴數語於左方。孔昭虔又識。

　　按：碑原勒台灣府海東書院（地址在今台南市中區忠義國民學校），日據當時移存南區碑林，高二一二厘米，寬九三厘米，花岡岩。篆額同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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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林朝成、盧其薇，〈從鰲峰書院到海東書院：論清代台灣朱子學的兩個向度」（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東華漢學》第9期，2009年6月）。